陳誌武
（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終身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特聘教授）
由王小衛、宋澄宇編選的《經濟學方法——十一位經濟學家的觀點》這本集子，收集了經濟學界十一位領頭學者的方法論著作，其意義重大。這不僅僅因為這幾年關於經濟學、甚至整個社會科學的方法論爭論在不斷升溫，而且也因為翻譯、引進經濟學達一百年之後，是該問一問：在中國除了有經濟之外，是否真的有經濟“學”？如果還沒有，那又到底如何讓普世經濟學在中國發展？我這裏要說的不是時下時髦的“誰誰是一流、二流、三流”這種無聊話題，也不是要做多少年後中國經濟學家會得諾貝爾獎這種毫無意義的預測。
像許多現代學科那樣，晚清洋務運動之前在中國是沒有“經濟學”這回事的，那時充其量隻有一些經濟思想或者說關於經濟的智慧，是一些簡單的經驗總結，而不是經過嚴格證明的科學理論。洋務運動期間，經濟學與其他西學開始進入中國，其中以嚴複於1897至1902年翻譯出版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重要標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經濟學”在中國就紮根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今天已八十多年，今天我們還在為政治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誰是主流、誰是非主流以及什麼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問題展開爭論，這本身說明經濟學在中國還在初步形成，並沒成熟，更談不上中國經濟學家不久要主導經濟學世界。
回想一下，“五四”時期盛行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其實到今天還沒有全麵改變中國文人研究人與社會的方法論。“德先生”帶來的是民主與自由的理念，不是研究方法；而“賽先生”是研究方法論，是科學方法，但以往這又被理解成隻適用於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的研究方法論，跟社會科學沒關係。於是，在多數人眼裏，“賽先生”是“術”，不是“道”，以至於到今天中國還隻有“經濟智慧”、“經濟思想”，但沒有真正的“經濟學”。
“經濟智慧”與“經濟思想”充其量是一個人或者一群人的經驗總結，不一定是科學。中國人的智慧是眾所周知的，像孔子、孫子、管子等這些兩千多年前的先哲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中，齊國時期管子的經濟思想至今還是那麼經典，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但是，傳統的人文社會理念與智慧往往不超出個人或局部社會的經驗總結。換言之，孔子自己的生活經曆可以說非常豐富，他周遊列國十四年，對周圍的人和事觀察得也絕頂細致，從這些經曆和觀察中他也提煉出了絕頂、絕世的精華。但是，一個人甚至一群人的經曆畢竟是有限的，當時交通技術的限製使孔子不能周遊到今天的中國疆土之外，在今天看來，他所能收集的“樣本”自然局限性很大。再者，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處境也可能千差萬別，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中觀察與體驗到的規律未必是另一個時代、另一個社會的規律。
所以，基於個人或局部經驗的“經濟思想”不一定經得起時間與環境的檢驗。特別是近幾十年的研究發現，人們普遍具有“選擇性記憶”的行為偏差：專記自己想看到的經曆，忽視與自己願望相背離的經曆和現象。這種行為偏差在古代有，在今天的人中間存在也屬自然，以至於時不時有人會對社會、對經濟妄下結論，或者以偏概全。因此，在沒有經過“邏輯考證”（比如，基於數理邏輯的經濟模型推證）或“數據實證”之前，一種“經濟思想”可能是真理，也可能是謬誤。
換言之，中國的工匠技術與手工業曆來發達，但工業革命卻偏偏發生在西方的英國而不是中國。原因是在西方出現了科學實驗室，讓研究者可超出自己的親身經曆、超出“經驗”去設計製造各種假想的實驗狀態，可以多次重複實驗，也可以讓很多人在不同地方重複實驗，以此來發現在個人不可能經曆到的狀態下物質和自然的規律，這樣研究的結果可以大大超出個人的經驗總結。例如，正常人是不可能經曆一千度的高溫，因此也不會知道在一千度高溫下泥土的物理表現會如何，但在特設的實驗室裏這是容易模擬、發現的事情——科學實驗室和數理邏輯是科學方法論的兩大支柱，使人類的知識遠遠超出基於個人經曆的智慧。
讓我們慶幸的是，經過洋務運動之後一百多年的努力，“賽先生”在中國的自然科學、技術領域算是紮根了，一代代科學家和工程師已為中國做出了傑出的貢獻，這些都有目共睹。但是，“賽先生”還沒有真正進入中國的人文社會研究，經濟研究沒有從根本上超出管子時期就有的“經驗總結”方法。特別是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下，由於經濟學又不製造兵器炮艦，自然不在“術”的範疇，因此覺得“賽先生”對其不適用。洋務運動之後的一百多年並沒改變“中學”輕實證、輕形式邏輯考證的研究方法，還隻停留在 “經驗總結”上。對於從西方引進的相互矛盾的思想，我們隻能根據靈感和需要去取舍，特別是根據“主義”去取舍，而不能做自己的“數據實證加邏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