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以實證和形式邏輯為基礎的“社會科學實驗室”的條件下，過去一百多年裏我們的精英決策者隻好根據自己“覺得應該是對的”理念，拿中國社會本身去做試驗。讓中國社會親身為一個個理念做試驗的代價是什麼呢？其代價是連續不斷的革命和由此引發的社會動蕩；不僅如此，事實上，即使在一個試驗導致千千萬萬、甚至幾百萬人失去生命之時，按理說這些災難性結果足以證明當初的理念是錯的，但是決策者也不一定會承認這種錯誤，可能還會讓全社會遭受下去 —— 為什麼會這樣拿社會本身去做試驗呢？道理很簡單，既然沒有“社會科學實驗室”幫助我們通過實證和形式邏輯發現一項決策的各種可能後果（包括正麵的和負麵的），就隻好拿真實的社會去做實驗。實際上，中國一代又一代的精英還真的在這樣做著。這讓人想起來都後怕！
那麼，“實證加數理邏輯分析”作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其背後又代表一種什麼含義呢？其實，以數理邏輯為基礎的經濟學模型研究是與“理論物理”、“理論化學”和“數理生物學”相對應的，其作用是檢驗一些理念的內在邏輯一致性以及推演出經濟決策的各種後果。這種邏輯分析顯然是成本最低，不需要直接拿社會做實驗。
而基於大樣本數據的實證研究又與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的重複實驗研究相類同，它跟個案實驗或案例研究的差別在於，前者能避免個案的偶然性、避免以偏概全。但問題是，對於像製度機製、政策選擇等問題又如何收集大樣本數據或者重複試驗呢？
好就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電腦技術的普及，特別是互聯網出現之後，研究人員已經把世界近兩百個國家過去和現在的經驗數據輸入電腦，然後組成數據庫，以免費或很低成本的形式供世界各國有興趣從事社會科學、經濟學研究的人使用。由於今天以及過去世界各地的國家形式和經濟形態各種各樣，社會與文化環境也各有差異，它們的經濟和社會結果也不全相同，這些跨國、跨社會的豐富數據顯然能幫助我們檢驗關於人和社會的各種理念與假設，以判斷這些理念的真偽。如今，為不同學科建立的各種人文社會科學數據庫在互聯網上可以方便地搜索到，這真是現代人的福氣。這些曆史與經驗數據當然離可靠的、可完全重複的“社會科學實驗室”還很遠，但至少現在有能力把兩百個國家的實際成功與失敗經驗綜合在一起，辨別其中的共同規律，讓我們有可能避免一些國家犯過的錯誤、經曆過的教訓，以免我們再像以前那樣非要親自“以身試法”不可。特別是，通過分析眾多樣本國家的經曆，我們能夠更係統地領悟出他國成功的經驗。比如，像哈佛大學的Andrei Shleifer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在過去十年裏開辟了一種全新的政治經濟學，通過整理出一百多個國家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經濟等方方麵麵的量化數據，他們對許多舊的和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做了係統的計量統計研究，使停頓多年的政治經濟學變得耳目一新。這真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學術研究時代！
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我們能從世界學到的不再是簡單照抄的思想與理念，而是一套研究經濟、社會與國家的形式邏輯方法論，再就是能夠幫助我們證偽的跨國數據庫。這意味著中國與世界社會科學的融合正在開啟新的一頁，預示著中國近代思想變遷過程中的又一次大轉變，而且是正在進行中的轉變。當然，轉變中國的經濟學教育與研究，使其完全基於形式邏輯和數據實證而不是基於意識形態，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想一想從晚清洋務運動到今天終於弄懂自然科學技術，整整花了一百多年，我們就能理解這個過程的艱難，更何況這是接近意識形態的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在這個過程完成之前，中國的經濟與政治決策可能還得繼續靠“摸著石頭過河”，但我期望中國老百姓為“試錯”埋單的肩負越來越小直至完全消失。
陳誌武2005年11月15日於耶魯大學校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