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1 / 3)

(楊小凱教授不幸因病於2004年7月7日去世,本文節選自他與黃有光教授合著的《專業化與經濟組織》(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張玉綱譯)一書,個別語句有改動。)

楊小凱

(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

何謂經濟分析框架

因為經濟是一個由許多行為人、社會製度結構和自然環境的許多成分以及它(他)們之間的複雜關係所組成的大係統,所以我們不得不以某種方式將概念組織成由子係統構成的結構。我們把這種組織結構稱為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在理論化的過程中,組織概念的方式有時比概念的形成更重要。例如,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組織成以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之兩分為基礎的概念層係。這一分析結構不僅對由微觀經濟學產生的結論,而且對諸如需求、供給、企業、生產函數和稟賦約束等概念的含義都有深遠的影響。

我們可以用組織程度、概念和演繹的嚴格程度、一般性程度、內生程度、內洽(internal consistency)程度、強壯程度以及可處理程度來刻畫任何一個分析框架的特征。

一個具有組織良好的概念層係的框架(如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框架)較之沒有任何組織的結構和概念層係的框架(如大多數古典經濟學框架),其組織程度更高。

任何經濟都是極其複雜的係統,隻能用概念層係來分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無力解釋許多所謂宏觀經濟現象這一事實可能意味著我們需要一個更為複雜的概念層係,它包含更多描述現實的概念層係。然而,凱恩斯(1936)試圖用一個沒有概念層係的框架來解釋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所無法解釋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凱恩斯框架比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框架的組織程度低。新古典框架是將經濟學組織成四層次概念層係的第一個框架。底層由對技術、偏好、稟賦初始分布、遊戲規則[如瓦爾拉(Walras)製度中個別決策者不能操縱價格的規則]以及有關製度安排(如以私有製為基礎的預算約束)的規定組成。第二層由個人決策問題組成,他們將底層規定的環境映射到表示個人行為的需求和供給函數。第三層由個人行為及其相互作用造成的後果(均衡)所組成。頂層則由對這些後果的福利意義的分析組成。

德布魯框架(1959)具有很高的嚴格程度和邏輯內洽程度,是組織得最好的框架。此框架中的所有概念、假設和公理都從數學上嚴格定義。此框架中的所有引理、定理和推論都以嚴格的數學為基礎,而且相互內洽。

古典經濟學,如斯密的經濟學和馬克思的經濟學,沒有組織得當的框架。古典框架的嚴格程度和內洽程度都比較低。概念沒有嚴格定義,而且可以用各種方式來解釋。這些框架隻是缺乏內部組織和秩序的理論片斷的集合體。且不說這些框架沒有概念分層結構,就拿這些理論來說,其中許多都是互不相容的,甚至是互相衝突的。例如,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理論就是與他的工人絕對貧困理論相抵觸的。古典經濟學中的商品使用價值的概念定義模糊,因而可被任意解釋。

在利用極複雜的係統——例如經濟學——組織思想實驗時,概念的分層結構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威廉姆森(1967)、克萊茵和萊維哈裏(1979,1982)、楊小凱和霍格賓(1990)曾證明,管理的分層結構能提高複雜係統的管理效率。然而,分析框架中的概念層係與現實沒有直接聯係,它隻是組織思想實驗的工具。一方麵,這意味著,在尚未判斷哪一個最好之前,有無數種可能的概念層係需要考察。沒有人能將他的框架與現實相等同,並聲稱它是現實的唯一表達。另一方麵,層係的現實性不是評價其質量的唯一準則,因為需要在現實性與可處理性、現實性與模型的一般性,以及模型的現實性與其依賴於可處理性的預測能力之間進行權衡。

一般性程度是框架的另一個決定因素,如果某一框架的概念和特征隻是另一個框架相應部分的特殊情況,則後者要比前者更具一般性。組織程度可能與一般性程度有關。例如,一般均衡模型比局部均衡模型更具一般性,局部均衡模型又比決策模型更具一般性,而決策模型則比僅由狀態方程組成的模型更具一般性。這是因為狀態方程隻是決策模型中的約束,而決策模型隻是局部均衡模型的一部分,局部均衡模型又包含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

內生程度是框架的決定因素之一。外生變量和內生變量的結構有許多種。對哈羅德—多馬(Harrod-Domar)增長模型[哈羅德(1939),多馬(1947)]來說,個人行為是外生的,因為人們的消費占收入比重在這個模型中是外生地給定的。對於管理決策模型來說,個人行為是內生的,但個人行為之間的互動在某種程度上是外生的。對於一般均衡模型來說,個人行為和個人行為間的互動都是內生的。

對於各種一般均衡模型來說,我們還有一些外生變量和內生變量的結構。對於德布魯的均衡模型來說,資源配置(用於生產各種產品的資源的相對量)是內生的,但產品種數、企業結構以及專業化水平是外生的。迪克西特—斯蒂格裏茨(Dixit-Stiglitz)的均衡模型將資源配置連同產品種數一起內生化,但企業結構和專業化水平仍是外生的。楊小凱模型(1988,1990),楊小凱—博蘭(Borland)模型(1991)、楊小凱—黃有光模型以及史鶴淩—楊小凱模型(1992)已將專業化水平、產品種數、交易效率、企業的出現以及商品和要素層係的層次數內生化。

外生變量和內生變量的結構取決於設定者,他可以按他的觀點選擇哪些變量或者哪些變量的值為內生的,而哪些變量是外生的。從一種框架可能得出的結果有時對這種結構非常敏感。

當經濟學家將一種複雜的經濟模型化時,設定行為人之間關係以及子係統之間關係的方式有無限多種。例如,在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框架中,經濟被劃分為用生產函數表示的技術、用效用函數表示的偏好以及外生給定的稟賦約束。此外,行為人被劃分為抽象的純消費者和純生產者。經濟學通常把這種結構視為給定的,隻有少數人對它持批判態度。不過依然存在許多替代的結構。例如,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技術和稟賦的概念不能看作是互相獨立的,因為技術上的某些改變可能改變可利用的稟賦[例如,電的發明對於可用技術和能源的影響,見王建國和羅馬塞特(Wang and Roumasset,1992)]。另外,我們的研究證明,純消費者和純生產者之兩分,人為地固定了個人之間相互作用的程度,排除了經濟組織問題,而且對此框架為基礎的理論的預測能力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框架中的概念和子係統之間更重要的內部關係涉及如下問題:哪個假設對於以某個框架為基礎的模型的可處理性是關鍵的?概念間或子係統間的哪種劃分對於模型的現實性或預測能力是關鍵的?從一個模型得到的哪個結果對於哪個假設以及對於概念間、行為人間或子係統間的哪種關係是敏感的?哪個或哪組假設對於從某個模型得出的哪些推斷是不可缺少的?這樣一些內部關係對於我們理解一個模型以及采用的技巧的本質是非常重要的,從一個框架得出的結果對於假設的敏感性與一種理論的強壯程度有關。如果一種以某個框架為基礎的理論對於該框架的假設或組織結構上的輕微改變不敏感,則此理論是強壯的。

在這裏,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之兩分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將證明這個假設對於邊際學說之得以成立是關鍵的,而且它對於以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框架為基礎的理論的可處理性以及現實性和預測能力有重要影響。這就是說,從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框架中產生的理論對於這個貌似平凡的假設是極為敏感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在這個方麵不夠強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