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噩耗的一霎間，身上打了一陣寒顫，像觸電似的站起來，我再也在電視屏幕前坐不住了。
丁玲老師這樣溘然而逝，是可能的麼！她怎麼可能和人類告別，怎麼可能和她熱愛的已在騰飛的中國告別。
她在沉冤二十年之後，不是曾說“我將奮起我最後的餘力，為黨、為人民、為人類的未來，為目前中國最重要的課題，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孜孜不倦地寫作”麼！
我悲痛，無限地悲痛。
此刻，我很難說明白這種悲痛的緣故，完全陷入了莫名的哀傷之中。
在這個世界上，她是屬於站在真理追求者最前列的人物之一，她用自己的作品囊括了自己的一生。然而，要全部認識她的一生，似還嫌不夠。她的一生是在坎坎坷坷中度過的，是痛苦的追求，是追求的痛苦，是為信仰的戰鬥，是戰鬥的信仰。
她跨越了幾個不同的曆史時代，是最有深刻體驗和有權威的發言者。她還有許多許多事情要做，但現在留下的一切，隻有聽憑後人評說了。
在我的心中，她是我文學路上的啟蒙老師，是現代中國文壇的女傑。
在我的眼裏，她是一顆燃燒的靈魂，一個永遠不會熄滅的燃燒的生命。
在我文學思維開始萌動之初，最早撞入我小小心靈裏的是一個舞曲，一支動聽的歌。
那時，我才是十來歲的娃娃，我們跳許多舞，唱許多歌，其中一個大夥喜歡跳的《鋤頭舞》，聽“老媽媽”團長楊醉鄉說，舞蹈的填詞者就是丁玲。那是她一九三六年冬到達黨中央所在地陝北之後，為中國工農紅軍人民抗日劇社（後改為抗戰劇團）所作。至今，我還能把這歌唱下來：
“手拿鋤頭鋤野草呀，鋤去了野草好長苗呀，咿呀嗨呀呼嗨，鋤去了野草好長苗，呀呼嗨咿呀嗨！”
隻兩句詞，多麼簡單樸素。我們經常在陝甘寧邊區和部隊裏唱這支歌，跳這個舞。可是，我們還不認識她，這個女才子一定長得不平凡吧？
那時，在延安這條大圪遯溝裏，要看到什麼人是不困難的，我們看見她快步向文協山上爬，出沒在楊家嶺、蘭家坪和延河岸邊，也時常和她在各種場合碰麵，聽到她那熱情感人的笑聲，看到她那晶瑩的眼睛在人群中閃亮，穿著延安時髦的灰色軍裝，和周圍同誌一個樣。
原來，她比自己寫的那支歌還要簡單樸素。她很平凡，平凡得就像“手拿著鋤頭鋤野草”的八路軍女兵。
她不也自豪地稱自己是中國革命的“一名小小的號兵”嘛！
早在二十年代就蜚聲文壇的丁玲，對我這個愛好文學的少年有著強大的吸引力。那時，延安書籍缺乏，但隻要抓到她的書就讀，見到她的作品就看。
這還是整風前夕，我和許多年輕夥伴正在老北溝開荒燒木炭，有人傳說丁玲出錯了，她的《“三八”節有感》挨了批評。我迷惑不解，“莎菲”從少女時代就拚命投奔革命，會反對革命？她連自己生死都不顧，親自率領西北戰地服務團到炮火連天的戰地去幹什麼？我是通過她的作品接近她的。從《莎菲女士日記》中，看得見一個在黑暗中追求光明的女性形象。
然而，那時讀的最多的還是她在延安和戰地寫的散文、報告和小說，像《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在醫院中》、《我在霞村的時候》、《田寶霖》等等，也即以後收在《陝北風光》和《延安集》裏的作品。
讀著這些作品，在我少年心靈裏播下的是火熱的戰鬥的種子。我感覺她是可親的，是和中國革命共呼吸的，和人民是在一條戰場上共命運的。
她是共產黨的女作家，是人民忠實的兒女！
我真正接近丁玲老師，還是在中央文學研究所（現改名為魯迅文學院）。
這是由她和張天翼、沙可夫、李伯釗、何其芳等老一輩作家倡議，在開國之初創立的第一個文學創作研究中心。
那時，我和許多同誌剛從戰地下來，難得有這個學習機會，高興得要命。
記得，丁玲所長第一次和大家見麵，是在北京鼓樓東大街132號院落裏。大家見她從圓牆門走進來，一下子圍了上去。
她微笑著迎過來，和這個握手，和那個話舊，毫不陌生，談笑風生，仿佛和大家都似曾相識，隻是剛分別不久，而又從不同的戰地聚攏在一起一般。她那麼自如、溫存而又親熱，隻有那晶瑩透亮的眼睛，比在延安時閃爍著更加深邃聰敏的光彩。
我們在一座小禮堂裏，舉行開學典禮。
丁玲從人群中擦身而過，走到主席台中央，隨意而又自然地談起為什麼要辦這個研究所，它的緣起和宗旨。她完全像個慈愛的大姐姐那樣，看透了大家渴望學習的心情似的，講到讀書與寫作，做人與作文。我們靜心聽講，她娓娓道來，隻想這樣一直聽她講下去，她卻突然說自己說多了，請郭老、茅公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