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江濱
一
美國作家梭羅曾說：“詩人可分成兩類，一類耕耘生活，另一類注重藝術。”這種區分雖不能視為創作現象的完整概括，但它無疑是有根據的。即作家在創作中往往會曆史地形成自己特殊的個性。作為鑒賞對象的藝術作品，由於作家對創作對象的觀照方式不同，必然呈現出鮮明的差異。前者的藝術創作和生活呈直接交融形態。藝術創作自然成為他人生內容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後者的藝術創作常常與生活有所距離，藝術創作被作為一種與其人生現實內容聯係鬆散或沒有聯係的精神活動。雖然二者在創作中所能達到的藝術高度也許並無軒輊，但卻造成了藝術作品迥然有別的風範。
如果用這樣的觀點看待著名散文家李若冰的作品，那麼毫無疑問，他當屬於“耕耘生活”那一類作家。他的散文創作使我們強烈地感受到，它是作家熱烈擁抱生活、擁抱創作對象的三重交響的產物。
令人注目的是，李若冰的散文世界是獨特的，他對大西北情有獨鍾，形成了他的視野恢宏、紛繁多彩而又專注不移的特定題材，他迷戀那飛沙走石、剽悍狂放的大自然，熱愛那些可愛的大無畏的創業者。他以自然美和心靈美的勘探者的獻身精神和獨特工作方式，幾十年勤奮不倦地在那方天地裏耕耘、采掘、收獲，奉獻給讀者一篇又一篇描摹大西北神奇壯麗的姿影，記錄開拓者不朽功業的報告，向人們披露了新中國第一代建設者們戰鬥在人類處女地上的感人事跡。
大西北有史以來就是一個冰雪覆蓋、風沙肆虐、荒蕪沉寂的世界，一個生命被冷落的世界。當共和國的曆史揭開了嶄新的一頁時，它也在曆史的震顫中蘇醒了。地質工作者在那裏發現了沉睡的寶藏，開發大西北的壯舉便展開了。
時值一九五三年，年輕的李若冰剛從北京中央文學研究所結業，他直覺地感到他的生活理想仿佛就在那沙原之上；那裏有他生命中某種不可缺少的東西在呼喚著他，他便毅然投身到大西北的開發熱潮中去，作者後來回憶說：“從五十年代初，我到陝北石油探區跑了一轉，發現感情上有某種難以分割的緣分，於是就欣然加入了石油勘探隊伍的行列，我跟隨他們奔向大西北，越過長城線，走出嘉峪關……野外勘探生活是飄蕩不定的，日日夜夜地跑，長年累月地跑，既嚐到難以意料的苦味，又享受到人生莫大的快樂，生活充滿著幻想、豪邁和綺麗的色彩。我完全沉迷在這種生活裏了，我以能夠成為勘探者中間的一員，感到由衷地喜悅。”那一階段，作者曾兼任西北石油管理總局酒泉地質勘探大隊副大隊長，“雖說是掛職，其實是實幹的。我在和各種地質、測量、鑽井、地震、重磁力等地球物理勘探者一起的時候，幾乎忘記了自己是一個文學工作者，而想得最多的是勘探工作的進度、成果和發展，我不可能把自己排除在勘探工作之外，而是他們中間的一個。”“我願意做一個地質徒工，和他們一起跋涉、奔波，一起苦惱憂愁，又一起為獲得新的工作成果而歡呼。”“往往就在這個時候，我的藝術靈魂仿佛就喚醒了。我壓抑不住自己的衝動，在工作的空隙裏，一抓住筆就寫起來。”
柴達木的高山、鹽湖、雪河、戈壁、草原，無處不留下他的足跡。遠大的理想、堅韌的意誌、豪壯的情懷把他和創業者們融為一體。沸騰的生活，艱辛的勞動，在他心靈的觀照下，化為時代的風貌，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他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成名作《陝北劄記》，以後陸續寫下了《酒泉盆地巡禮》、《勘探者的足跡》、《在柴達木盆地》、《在嚴寒的季節裏》等作品，一九五六年出版了散文集《在勘探的道路上》。
一九五七年，作家懷著對柴達木的眷戀，第二次來到柴達木盆地。一如既往，他的心靈被艱難而又壯美的建設生活所占有，寫下了《茶卡行》、《青藏路上剪影》、《噶爾穆紀事》、《察爾汗鹽橋》、《寄給依斯阿吉老人》等膾炙人口的篇章，後來結集為《柴達木手記》出版。
一九五九年，他又出版了另一本散文集《旅途集》。不久特寫集《紅色的道路》、散文選集《山·湖·草原》也相繼問世。在中國當代散文史上他是與西北工業建設一起成長的代表作家。他以最早反映中國建設者開拓者形象，唱出時代最強音的創作實踐而蜚聲文壇，“文化大革命”開始，作家被迫擱筆。一九七一年，他從“五七”幹校出來，便到陝北老根據地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後，陸續發表了一組以反映黨中央、毛主席和周總理轉戰陝北為題材的散文，一九七八年結集為《神泉日出》出版。一九八〇年，他第三次去柴達木，相繼寫下了一組“西行書簡”，如《陽關夢》、《昆侖飛瀑》等。一九八七年，他又把視野投注到塔裏木盆地和塔克拉瑪幹大沙漠，深入其境，試圖仍用《柴達木手記》的表現方式撰寫《塔裏木書簡》，作為《柴達木手記》的姊妹篇，從已經發表的篇章，諸如《莽莽的塔裏木河》、《龜茲樂舞之鄉》、《庫爾勒印象》、《塔克拉瑪幹之謎》等，可以看出，作者在自然美、心靈美的勘探上又有了新的求索。歲月的滄桑使他的作品具有更加深沉的感情，更加豪放的氣勢，更加老到的筆觸，更加高遠的境界。
二
總覽李若冰的散文創作，可以獲得這樣深刻的印象：他是一個主要以反映大西北拓荒者和建設者生活為己任的作家。大西北對他具有無窮的吸引力，使他不願須臾離開。他生命的根底似乎潛伏著西北高原雄性的血脈，因襲著這種雄性粗獷蒼茫氣息和曆史積澱所衍生的渾厚的文化因子，與浩瀚蒼莽的西北荒野沙漠結下的不解之緣，恰恰反映了作家對生命未知的無限境域的探求，它絕不是作家封閉心態的表現。
這種文學創作的內心渴求和衝動，連作家自己都不免驚奇。他說：“我降生在三秦，但不知是命運的驅使，還是生性好動，老不安於在原地兜圈子。”又固執地聲稱：“我大約生下來就適合於野外生活，我想起自己從孩提起步，就遠離生我養我的故鄉及父老兄弟們，爬上了蒼涼博大的黃土高原。後來，等我長大了一點，開始喜歡上文學並企圖寫點什麼的時候，想給自己起個筆名兒，叫什麼好呢？我眼前一下子閃現出駱駝的形影，從它身上起個名兒不好麼！記得，那還是我十來歲的時候，有一次在延安南門外，驀然發現一支長長的駱駝隊，它們昂著高高的頭顱，馱著很重的東西，一步一步地向前邁進……它們到哪裏去了？一定到大沙漠裏去了吧！駱駝隊遠去了，可那叮冬叮冬的鈴鐺聲，還在我的耳邊鳴響，以至時常響在我的夢中。這就是我曾用名沙駝鈴的由來。”似乎無需什麼解釋，他總覺得天性如此：“我命裏注定是跑野外的，而且早就跑野了。這些年跑得少了，心裏就覺得窩得慌。即或我想跑而不得跑的時候，那顆心也是在野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