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宇華
2010年是山西經濟出版社建社20周年。我退休已13年，但山西經濟出版社成立的前前後後，猶如一部紀錄片，每個鏡頭都曆曆在目。
我於1972年5月調入山西人民出版社，但真正接觸編輯業務，卻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黨曆史上一次偉大的轉折。鄧小平複出，一大批冤假錯案平反，以“階段鬥爭為綱”的“左”傾指導思想被糾正，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了中國決定走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十一屆三中全會，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版界活躍起來了。“長沙會議”確立的地方出版社“立足本省，麵向全國”的方針，得到了出版界——特別是地方出版界的熱烈響應。被封閉多年的“地方化、通俗化、群眾化”的地方出版社的大門終於被打開了。正是在這樣一個大環境下，我結束將近7年的基層采訪和撰稿工作，回到了政治編輯室。
當時山西人民出版社沒有經濟編輯室。經濟圖書隻是政治編輯室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年出版圖書10種左右，而且都是通俗讀物。我擔任副主任後，就開始考慮這個問題。在不斷充實自己的過程中，於1982年冬，向領導提出了兩個選題的設想，一是組織出版“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文叢”；二是策劃組織“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研究叢書”。這兩個選題獲得批準後，我就開始了一係列的組稿活動。其中，“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研究叢書”最終被列入國家“六五”出版規劃。
為什麼我提出要充實自己？一是出於編輯業務的需要。當我回到編輯室後，對業務很陌生，兩眼一抹黑，不知從何著手。我開始大量閱讀政治、哲學、史學、經濟等方麵的專業圖書，以適應新的工作環境。這些圖書，我都是從社圖書室借閱的。二是我的底子太薄。既無大學本科學曆，又無從事出版工作的實際資曆，盡管出版社是我心儀已久的文化殿堂，但它畢竟是一個文人密集的特殊單位，如果自己不去努力讀書，不去刻苦學習，那麼，淘汰出局是必然的結果。為了取得評聘職稱的資格（在新聞出版界，如果沒有相應的職稱，那是沒有任何前途的），1984年夏天，我報名參加了全國新聞高級職稱統一測試。測試按大專水平命題，三大類16門課。參加者多係年輕的新聞出版界同行，唯我一人卻已快到“知天命”的歲數了。經過近3個月的係統學習，我以我的勤奮取得了16門課平均81分的成績，拿到了合格證書，為以後的職稱評審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1984年3月，省委調整了山西出版界的領導班子，組建的山西省出版總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是兩塊牌子、一套機構。這時我向總社領導提出了設立經濟編輯室的建議。同年4月，建議被采納，我被任命為主任，又配備了一位老編輯任副主任，一個新的編輯室誕生了。經濟圖書終於在山西出版界占據了一席之地。
然而，編輯室畢竟隻是一個小平台，由於體製方麵的原因，受到了諸多限製，帶來了很多不便，不利於經濟圖書出版的進一步發展。鑒此，我又萌發了成立山西經濟出版社的設想。這個設想得到了省委3位領導同誌的讚同，他們分別是山西省委副書記王克文，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王茂林，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張維慶。省出版總社反複討論後，經省委宣傳部、省政府辦公廳審定，終於在1985年向新聞出版署遞交了組建山西教育出版社和山西經濟出版社的書麵報告。
書麵申請遞交後，我又多次赴京。署裏一位領導誠懇地告訴我，你們省要成立教育出版社，這還比較容易，因為多數省都已設立了教育社，這是一個“封口”問題，阻力不會大。但你們省要成立經濟出版社，這在全國尚無先例，這是一個“開口”問題。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