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仔細一想：這確實給署領導出了一個難題。全國當時沒有一個省提出成立省級經濟出版社，山西卻偏偏申報了。山西既不是經濟強省，又不是人口大省，如果批準了山西，那上海、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四川、河南這些強省、大省也提出同樣要求，署領導該如何應對？
我在前文說過，1982年冬天，我提出了組織出版“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文叢”的選題被批準後，立即開始了組稿活動。到1988年，通過各種渠道，我結識了北京等地的許多經濟學名家。他們是：於光遠、馬洪、衛興華、王玨、王琢、王夢奎、烏家培、厲以寧、吳敬璉、吳樹青、何偉、蘇星、許滌新、劉國光、孫冶方、孫尚清、汪海波、周叔蓮、張卓元、段雲、董輔礽、蔣一葦、蔣學模、薛暮橋、陳吉元、劉詩白、黃達、宋濤、穀書堂……並且都為他們出版了選集。這是我在山西人民出版社經濟編輯室主政時的最大一項出版工程。在這批學者中，有的具有雙重身份，既是學者，又是政府高層官員，如王夢奎、馬洪、孫尚清、高尚全、蘇星等。我同這幾位名家，既是編輯同作者的合作關係，又成了無話不說的友人，於是，我又分頭找到了他們，尋求他們的支持。我想，這也正是我當時提出要求成立山西經濟出版社的社會基礎。既有省委領導的全力支持，又有他們的密切配合，那麼，即使有很大的困難，也不是沒有希望的。
4年的奔波終於有了回報。1989年6月23日，新聞出版署在經過了多次討論後，終於在全國申報的340家新出版社中，批準了12家新出版社。其中，山西省就占了兩席，即山西教育出版社和山西經濟出版社。
新聞出版署的批件下達後，被批準成立新出版社的有關省市，無不歡欣鼓舞，大力支持。這是因為當時的出版社過少，對一個擁有十幾億人的大國來說，三四百家出版社也確實太少了，何況被“四人幫”一夥壓得抬不起頭的知識分子渴望出書，廣大的人民群眾也渴望見到新書。社會急切希望改變當時“出書難”的局麵。倘若能增加一家出版社，就等於增加了一個出書平台，至少可以緩解一些出書難的境況。所以，申報的出版社一旦被批準，無論誰都是十分高興的。
山西卻是例外。因為兩個編輯室要從人民社分設出來，就等於削減了人民社的出版地盤，喪失了人民社的既得利益，由於有這種思想認識，困難、阻力就可想而知了。此事驚動了中宣部高層領導，正在北京學習的省委副書記王茂林同誌會見那位常務副部長，說明了原委。
1989年12月20日，新聞出版署二次下達批文。在二次批文中，出版署明確指出：“經研究，並請示中央宣傳部，同意你局‘關於分社情況的報告’，山西經濟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可按原定計劃從山西人民出版社分出，獨立建製。請按有關要求認真做好分社工作。辦理結果報我署。”
為成立一家新出版社，新聞出版署兩次下達批文，這在新中國出版史上，也許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事情遠非如此簡單。由於種種錯綜複雜的原因，省編委遲遲未給省新聞出版局下達編製文件。
這樣，又拖到了1990年3月。省委獲悉後，采取了果斷措施，但在最後分家協議簽字時又遇到麻煩。
任何一個事業、企業單位，若是上級決定分設或重組，原事業、企業單位的法人代表必須簽字畫押。否則，在法律上是無效的。鑒於此，上級領導在再三說服無效後，不得不通過組織程序，重新組建了山西人民出版社的領導班子。
從1989年6月23日算起，耗時達一年之久，至此告一段落。兩家新出版社，終於在1990年5月誕生了。我被任命為山西經濟出版社首任社長，直至1996年7月22日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