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當作於1103年（北宋崇寧二年）的秋天。“花自飄零水自流”這一句，實在是極不吉祥的預言，像埃及金字塔裏那條法老的詛咒，“誰要觸動了我，誰就不得好死”，其應驗之靈之準，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際遇，那難以自主的命運，果然脫不開“花自飄零”四字讖語。
李清照作此詞時，芳齡二十，是與趙明誠婚後的第三年。花樣年華，新婚燕爾，應該是女人最好的歲月。然而，正是從這首詞開始，被流水不知帶往何方的飄零命運也就開始了。這位才女，其命運不濟的一生，其不知所終的結局，既是一個女人的悲劇，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劇。更準確地說，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絞肉機中，生生將一個最有天才的女詩人毀滅的悲劇。
故事得從1100年（元符三年）說起。正月，哲宗駕崩，趙佶嗣位，是為徽宗。這位在中國曆史上數得著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他那助紂為虐的助手，便是臭名昭著的蔡京。如果說北宋王朝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那這兩個如雙胞胎般親密的一對混蛋，則是加速北宋亡國的推進器。若無他倆，這個病入膏肓的王朝，也許還能在病榻上遷延數年，可是經趙佶、蔡京以及童貫、楊戩、高俅、朱勔、王黼、梁師成、李彥等一幹人瘋狂地折騰以後，這個本來已奄奄一息的王朝，便氣絕身亡。
李清照的不幸是從1102年（崇寧元年）開始。七月，蔡京得勢，八月，詔司馬光等二十名重臣子弟不得在京師任職，這道聖旨，對她來講，絕非好兆。在中國，無論過去的政治運動，還是以後的政治運動，株連、擴大化是必然之義，寧左勿右，嚴懲不貸，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哪怕錯了以後再進行平反，也要挖地三尺，務求完勝。中國人要是極端化起來，相當可怕。運動初期，發動群眾，那烈火烹油之勢，那雷霆萬鈞之力，由不得李清照不考慮父親的命運，由不得不擔憂自己在劫難逃牽連。而且，所有投入這場政治運動的幹將打手，上至決策人物，下到跑腿嘍囉，無不一副殺氣騰騰之臉，一雙摩拳擦掌之手，一對人皆為敵之眼，一掛食肉寢皮之心，真是讓她心驚肉跳，無法安生。
一心複仇的蔡京，先為右相，複為左相，高舉紹述大旗，一手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一手大開殺戒，將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籍為“元祐奸黨”。七月乙酉，“以文章受知於蘇軾”（《宋史》），為蘇門後四學士之一的李格非（李清照之父），在劫難逃。定案“元祐奸黨”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罷官。從此，李清照就走上了“花自飄零水自流”的不幸道路。九月，蔡京及其子蔡絛並其客葉夢得，將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三級，計四十多人，均予升官。對所謂奸邪人，又分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級，凡五百四十二人，分別予以貶降。這其中，將元祐、元符舊黨中堅人物，執政官文彥博、宰相司馬光等二十二人，待製官以上的如範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蘇轍、蘇軾、呂公著、呂誨等，凡一百一十九人籍做奸黨，禦書刻石，立於端門，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軍廣西象郡。十二月，限製行動自由。1103年（崇寧二年）三月，詔黨人的親子弟，不得擅到闕下。四月，毀司馬光、呂公著等繪像，及三蘇、秦、黃等人文集。九月，令天下監司長吏廳各立“元祐奸黨碑”。黨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04年（崇寧三年）詔禦書所書寫之奸黨，不得在汴梁居住，凡親屬，無論親疏，遣返原籍。1106年（崇寧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晝見，詔求直言，方有毀碑之舉。1108年（大觀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黨禁至此稍弛。（據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箋注》）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蘇門弟子。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於金，人以為知言，聲聞海內。以禮部員外郎，拜提點京東刑獄，作為河南、山東一帶的司法廳長，警察總監，也非等閑人物。由於蔡京切齒恨蘇，對他的文章、書法、碑刻，無不一網打盡。李格非受業於蘇軾，劃為黨人，列入黨籍，遭遇清洗，也就難逃一劫。平心而論，混賬如趙佶者，盡管修理文人不遺餘力，加之蔡京助紂為虐，倒沒有開過殺戒，沒有砍人腦袋，總算不違祖宗規矩。不過，他先打“元祐奸黨”，後打“元符奸黨”，雷厲風行，嚴懲不貸，充軍發配，妻離子散，打得京師內外，大河上下，殺氣騰騰，鬼哭狼嚎，也是蠻恐怖的。
北宋自神宗變法以來，到徽宗的雙打，知識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燒餅，烙了這麵再烙那麵，烤焦這邊再烤那邊，今天把這撥打下去，明天把那撥抬上來，後天給打下來的這撥昭雪，再後天又將抬上來的那撥打下去。這過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下放、複職、再謫的政治噩運。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間，因蜀黨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寧年間洛黨抬頭，又被打下去。在中國，無論過去，無論後來，隻要是這種收拾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組成對立的兩麵，一為正直君子，一為無恥小人，其分野是非常清晰的，其結局也是十分明確的。
有才華的文人，當不了打手，隻能當寫手，而狗屁不是的小人，拿筆杆不行，拿棍棒卻行。一般來講，古往今來，君子絕對搞不過小人，小人絕對能把君子搞倒搞臭。而且保證不會手軟，往往極盡刁鑽刻薄之能事，搞得你連想死也不能那麼痛快。士可殺而不可辱，辱比殺更能挫折識文斷字之輩。宋徽宗搞的這種銘刻在石板上的“奸黨碑”，可以算是中國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比西方的恥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
現在已經找不到李格非到廣西以後的情況資料，但他女兒卻因為是奸黨的親屬，在開封的日子，不怎麼好過。第一，她不能不掛念謫放遠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運。株連一說，雖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統治者，無不奉為圭臬。在中國，隻要一搞運動，整人者，層出不窮，告密者，紛紛出籠，檢舉者，望風撲影，打小報告者，如影隨形，立刻就是小人輩出、奸佞紛呈、惡狗滿村、爬蟲遍地的興旺景象。一個詩詞寫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眾的女詩人，能逃脫得掉這麼多業餘警察的眼睛嗎？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趙明誠很愛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裏她的唯一的精神支柱。這位在太學讀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沒有跟她真離婚或假離婚以劃清界限，也沒有立時三刻大義滅親把她掃地出門，而是四處求情，輾轉托人，送禮請客，以求寬容，挨一天算一天，盡量拖延著不走。
實際上，趙明誠完全可以求他的父親趙挺之，這位官至尚書左丞除中書侍郎，相當於副首相的高級幹部，隻消說一句話，誰敢拿他的兒媳怎樣。然而，此人很不是東西，“炙手可熱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對這位長輩的評價。向來就是反蘇軾、反蜀黨、反“元祐黨人”的趙挺之，很受趙佶賞識，很快擢升為尚書右仆射。任何一次政治運動，有倒黴者的同時，必有得利者。倘無論功行賞，誰肯去當打手？
趙挺之是不會為雙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緩頰的，一方麵是親不親，路線分；另一方麵便是一種陰暗心理了。此人幾乎縐不出幾句像點樣子的詩詞，很生悶氣，對他的兒媳，有妒火中燒的文人情結啊！
正是這許許多多的外部因素，使得李清照相當不是滋味，所以才有這首前景渺茫、後果難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貞評說此詞：“可謂憔悴支離矣。”（《弇州山人詞評》）“憔悴支離”這四字評語，可謂大奇。隻有個中人、過來人，才能作此等語。因為王世貞之父王仔，藏有《清明上河圖》，嚴東樓想要，王不敢不給，但又舍不得，隻好搞了一份贗品送去。誰知被人揭發，由此忤怒嚴嵩，便找了別的借口，將他關進大牢。王世貞營救無計，眼看其父瘐斃獄中。這種相類似的感受，從時代背景這個大的角度來忖度李清照寫作時的心態，是說到了點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