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史稿·忠義十》的最後，有兩位殉清者，均為文人，對以殺戮起家的愛新覺羅王朝來說，為其在終結之日，增添了一點儒雅韻味。
按道理，這樣一個統治中國近三百年，入主中原的異族王朝，在其謝幕之時，總該有幾位運籌帷幄的決策之士，執掌國政的機樞之流，為王朝走到這一步承擔責任才是。沒有一個王爺或者大臣，為之上吊服毒，抹脖自盡，也沒有一個都督或者總兵，為之舉槍自殺，飲彈身亡。誰也想不到，補上忠義這一課，主演這出末日節烈的挑大梁者，卻是兩位既非翰林，也非學士的一般文人：一為其文不著的梁濟（為近人梁漱溟之父），一為其名不大的王國維，屬於比小人物大一點，比大人物卻小得多的中不溜秋之輩。因之，王朝閉幕，曲終人散，如此草草了事，不免有點淒涼。
古人言，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看來，大清王朝混得有點慘，竟找不出一位不怕死的忠臣，隻好由兩位不怕死的文人頂缸了。
這兩位以死效忠大清王朝的文人，首先其選擇的自殺地點和自殺方式，就不令人振奮。梁之沉於北京西城積水潭，王之溺於頤和園昆明湖，與屈原之投汨羅江，與老舍之跳太平湖，如此不約而同，如此殊途同歸，不禁讓人感歎中國文人之無奈。一個人想死，方法多種多樣，為什麼都要選擇赴水而逝、飲恨而亡一道呢？其實，大義凜然的這兩位，完全可以殉出來一個轟轟烈烈、驚天動地的效果，然而，從屈原起，到老舍止，中國文人所以隻能這樣窩囊地死，因為長就的骨頭生就的肉，借給他膽子也不敢鬧出什麼大動靜，於是，隻有采取赴水這種多為弱者所用的手段。想想，也頗悲哀。其次，他們殉節所選擇的死亡時間，也不免太晚，大有黃花菜已涼的感覺。通常，國亡時殉國，城破時殉國，拒降新朝殉國，複辟失敗殉國，這兩位之死，梁為公元1918年，斯時民國已七年；王為1927年，斯時民國已十六年了。離王朝終結那天，相距七八年，十幾年，時過境遷，已無任何聳人聽聞的意義。
我翻了一下王國維自沉後的《奉天時報》，大篇幅介紹的是京劇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在北京前門外新民戲院演出時裝戲《摩登伽女》，轟動京城。王國維的殉國義舉隻字未提，與數年前梁濟從積水潭撈起來的情景大致相似，整個社會無聲無息，全體公眾了無反應。因為大清王朝被中華民國推翻，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你若對這些“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小市民，問他王國維何許人也，梁濟何許人也，肯定是大晃腦袋，一問三不知。
顯然，對這兩位很晚的死，冠之以“殉”，已無任何意義。
但《清史稿》卻定性這兩位為殉國之士，為義民，那個以末代皇帝溥儀為招牌的小朝廷，還裝模作樣地賜諡追褒，這當然是一種黑色幽默。其實，當人們已經淡忘腦後曾經拖著的那根辮子的時代，二位才撲通一聲跳進湖裏，除了個人具有作秀意義之外，那些曾經做過大清王朝的臣民，如今又成為中華民國的百姓，照舊吃他的炸醬麵，照舊喝他的二鍋頭，正如聞一多詩《死水》所寫那樣：“這是一泓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跳了，也就跳了，死了，也就死了，人們對這兩位跳水者和他倆盡忠的前朝，已無任何興趣。這個近三百年的王朝，如此快速地不得人心，這才是真正的悲劇。
不過，遺老們編撰的這部《清史稿》，還是給二位留下了幾行記載：
梁濟，字巨川，廣西臨桂人。光緒十一年舉順天鄉試，嗣後為內閣中書十餘年，不遷。三十三年由內閣侍讀署民政部主事，升員外郎，在部五年，未出缺。遜位詔下，辭職家居，歲戊午，年六十，諸子謀為壽，止之不可，避居城北隅彭氏宅，先期三日，昧爽，投淨業湖（即積水潭）死，時十月初七也。遺書萬餘言，倦倦者五事，曰民曰官曰兵曰財曰皇室，區劃甚備。
王國維，字靜安，浙江海寧州諸生，少以文名，弱冠適時論謀變法自強，即習東文，兼歐洲英德各國文，並至日本留學。壬戌冬入南書房食五品俸，屢言事，皆褒許。甲子冬遇變（即馮玉祥率軍逼宮逐溥儀一事），國維誓死殉，駕移天津，丁卯春夏間時局益危，國維悲憤不自製，於五月初三日自沉於頤和園之昆明湖。家人於衣帶中得遺墨自明死誌，曰“五十之年，止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雲雲。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隆裕下詔遜位，民國開始紀元，這兩位殉清“義士”，為什麼沒有馬上就殺身成仁呢？我想：首先，梁、王在清廷這架統治機器裏，自忖乃微末之士，非顯赫之流，在前朝文武眼中，不過小八臘子罷了。那些王爺宗室不殉，那些高官勳爵不殉，那些閣老大員不殉，那些將軍藩鎮不殉，一向謹慎行事的這兩位，不能不考慮，搶這個效忠就義先行者的死譽，會不會有出風頭之嫌？其次，我不敢武斷這兩位抱苟活之心，存僥幸之意，打算在新朝另求發達，但看一看，試一試，等一等，不急於即刻殉國之念頭，肯定是有的。最後終於走到這一步，其實已不完全是初始的以死明誌，而是夾雜以對新朝的徹底絕望，以及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個人煩惱。也許，死為最好的解脫，遂一頭栽進湖裏，給自己畫了個句號。
在中國曆代王朝最後覆滅的時刻，總有或多或少慷慨激昂、高風亮節、視死如歸、英勇赴義的殉節者出現，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有許多可欽可佩的人，但在這部《清史稿》中，殉節者之少，少得令人尷尬。最後一章《忠義十》，記錄這個王朝末日的殉節者，也隻有張傳楷，直隸青縣諸生；孫方楷，山東益都人；王乘龍，福建龍溪人；趙彝鼎，江蘇江陰人；施偉，江蘇高淳諸生；李澤霖，廣東香山諸生；胡穆林，湖北江陵諸生，以及杭州望江門更夫某等，以殉節者身份進入這部官方史冊才得區區八人，真是可憐得很。
而且這其中最堪玩味者，第一，沒有一個天子腳下之人舍命亡身，為愛新覺羅王朝殉難。難道京城之人，由於太過於聰明世故，而裝聾作啞？第二，沒有一個滿洲人後裔為其祖先的江山變色痛不欲生。難道，提籠遛鳥的八旗子弟果然養尊處優以致身心俱廢，百無一用，也就徹底頹廢，而假作癡呆？這就是清人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元末殉難者多進士》中指出的“元代不重儒術，延祐中，始設科取士。順帝時，又停二科始複，其時所謂進士者，已屬積輕之勢矣，然而末年仗節死義者，乃多在進士出身之人”。在趙翼所抄錄的殉難者名單中，除了一個蒙古籍進士外，全是漢族的讀書人。看來，作為外來的統治者，元末、清末，殉難者寥，死節者少，也是情理之中事。
明末，就完全是另外一種樣子了。
明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朱由檢在煤山自縊身亡，痛哭失聲者，悲憤莫名者，張皇出逃者，從死殉國者，整個北京城頓成地獄，絕對是世界末日來臨的景象。而宣統三年（1911）大清帝國宣告結束，京城內外，若無其事，士農工商，毫不在意。除了龍旗換成五色旗外，店鋪照常營業，戲院仍舊客滿，飯館依然滿座，八大胡同的姐姐們，一如往常地送往迎來，花枝招展。而在清人穀應泰所編的《明史紀事本末》卷八十的《甲申殉難》一章中，這個月卻是北京城建城以來最血淋淋的死亡之年。
其中那些慘絕人寰的細節場麵，令人不忍卒讀：
一、懷宗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賊李自成陷京師，帝崩於煤山，大學士兼工部尚書範景文死之。初，賊犯都城，景文知事不可為，歎曰：“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場少樹功伐，雖死奚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翌日城陷，景文望闕再拜，自經，家人解之，乃賦詩二首，潛赴龍泉巷古井死，其妾亦自經。
二、戶部尚書兼侍讀學士倪元璐聞難曰：“國家至此，臣死有餘責。”乃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招二友為別，酹漢壽亭侯像前，遂投繯。題幾案雲：“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以誌吾痛。”因詔家人曰：“若即欲殮，必大行殮，方收吾屍。”乃縊死。三日後，賊突入，見之，顏色如生，賊驚避他去。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
三、左都禦史李邦華聞難，歎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複何辭！但得為東宮導一去路，死，庶可無憾已矣。勢不可為矣。”乃題閣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乃走文丞相祠拜，再拜，自經祠中。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
四、左副都禦史施邦曜聞變慟哭，題詞於幾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遂自縊，仆解之複蘇，邦曜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死！”乃更飲藥而卒。
五、大理寺卿淩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破麵，盡焚其生平所著述及評騭書，服緋正笏望闕拜，複南向拜訖，遺書上其父，有曰：“盡忠即所以盡孝，能死庶不辱父。”乃係帛奮身絕吭而死。
六、刑部右侍郎孟兆祥，賊犯都城，奉命守正陽門。賊至，死於門下。妻何氏亦死。其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大人。”妻曰：“爾死，吾亦死。”章明以頭蹌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止留一婢在側。章明視妻縊，取筆作詩。已，複大書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為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緋自縊。囑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