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湯問》：“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誌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誌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這則“高山流水”的典故，用來形容知音之賞識和知音之難遇。
中國文人的最大毛病，從來不是“嚶其鳴兮”地“求其友聲”。凡寫了一點作品，凡有了一點聲望的作家詩人，你按也按不住他要“誨人不倦”，要“指點眾生”，要“揮斥方遒”，而“好為人師”。
這班進入大師狀態的文人，嘴巴之大，嗓門之粗，脾氣之大，毛病之多，遂構成當代文學的一道風景線。反觀前賢，能不感慨良多嗎！
大師，是極尊崇的稱呼，最早見《史記·儒林列傳》：“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看來，大師情結可謂古今通病矣！
由此起始，中國的大師開始多了起來，什麼國學大師、文學大師、美術大師、烹調大師、氣功大師、幹炒牛河大師，五花八門，形形色色，把這頂桂冠東送西送，已經貶值到與街上賣的臭豆腐也快差不多了。書無一本像樣的，文無一篇稱道的，也作出令人作嘔的大師狀，指點江山，揮斥方遒，實在是近二十年文壇怪現象之一。前人對於濫稱大師，也是十分反感的，清人陳康祺在《郎潛紀聞》裏說到大清朝時的情況，言詞中就頗有些不敬的口吻：“二百餘年來，講堂茂草，弦誦闃如，詞章儉陋之夫，挾科舉速化之術，儼然坐皋比，稱大師矣！”
民國初年，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裏說：“近年來，古學的大師漸漸死完了，新起的學者，還不曾有什麼大成績發現出來。”由此可見，在胡適眼裏，學者和大師不能畫等號，沒有“大成績”，而隻是中成績、小成績，學者也不能稱大師。所以，現在文壇上那些自封的大師，人封的大師，多少有些“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沐猴而冠的意思。這證明了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裏說過的一句名言“發亮的東西，未必都是金子”，真是一針見血之語。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大師的“大”，是非同小可的，而這個“師”字，則分量尤其的重。
我記得舊時家家戶戶供奉香火的神龕上，就有寫著“天地君親師”字樣的牌位。這“師”，就包含上至孔老夫子至聖先師，中至才高八鬥，學富五車的各類學問的大師，下至為你啟蒙，教你識字的老師。凡師，本來就應該包含扶持、提攜、培養、熏陶後來人的意思在內。近讀《宋史》，為歐陽修和蘇東坡同道相助、獎掖後進的精神所感動，由此體會到中國文學的進展，正是全賴這樣的大師的播種耕耘，才得以造就文壇的輝煌局麵。因此，要說到大師二字，隻有從這個意義上說，才是名副其實的。
《宋史》載歐陽修“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遊其聲譽，謂必顯於世”。蘇東坡也是如此，“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嚐以師資自予也”。
像這樣的大師，庶幾乎不辜負這一個“師”字了。孔夫子所以成為百代素王，就因為他擁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形成了一門儒學。什麼樣的“師”，帶出什麼樣的“生”，然後，一群什麼樣的“生”，又對中國文化作出什麼樣的貢獻，這才夠資格稱為大師。
歐、蘇所在的趙宋王朝，在中國曆史上，是個實際上隻擁有半壁江山的弱勢政權，但在文化和文學的成就上，絲毫不遜色於前朝的盛唐氣象。人們耳熟能詳的唐宋八大家，所謂“韓柳歐蘇”等等，這兩朝是平分秋色的。而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文壇一下子出現群星璀璨、蔚為壯觀的局麵，絕非阮籍登廣武所歎“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的隻會搞一些形式主義的，隻不過是過眼煙雲的假繁榮，而是一個真正輝煌的，在曆史上留得下來的文學高峰期。
11世紀的中期，歐陽修算得上是位頂尖的領銜人物了，“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接他棒的蘇東坡，小他二十九歲，則是11世紀後期的文壇主將。宋人葛立方在《韻語陽秋》裏讚歎道：“東坡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故受其獎者，亦踴躍自勉，樂於修進，而終為令器。若東坡者，其有功於斯文哉，其有功於斯人哉！”反複論說其有功於斯文，看來真是發自肺腑。
在宋南渡前的文壇，先是歐陽修與他周圍的作家，後是蘇東坡與他同道的文友，構成了兩個極佳的文學方陣。但蘇東坡在文學途程起點階段，若無歐陽修這樣的“師”，蘇軾這樣的“生”，未必能如此順利在文壇立足。所以，按舊時風習，“師”之對於“生”，位置能夠排在“天、地、君、親”以後，雖然很具封建色彩，但也表示師生之間的傳承關係，所負荷著人類進化的重任，正是有師有生，代代相傳，才構成世界文化的曆史長河。
歐陽修“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早已文聲卓著，名震遐邇。可蘇東坡還在四川老家待著，雖然他二十歲的時候由眉山至成都，當地名流“一見待以國士”，但對偌大中國來說，盆地終究有其局限性，盡管蘇軾才俊不可一世，但不為世知。四川作家除了名師賞薦之外，其成長過程似乎有個隱隱的規律在，那就是必須出夔門，方成大器。
記得80年代中，寫《許茂和他的女兒們》而聞名的周克芹先生尚健在時，每年來北京開會，偶爾到舍下小坐，總是伴何士光、張賢亮等一起光臨，談及這個話題，舉出不少例證。其中一，即蘇軾，一出蜀則雄伯天下，以致四海之內的士子，開口不談蘇而覺氣索。其中二，即司馬相如，當他在西京時何其了得，長門一怨而天下知，後妃們都給他送紅包，求其辭賦，文采之飛揚，神情之得意，可想而知。一旦回到成都那條街上，與卓文君合開一家小鋪子，整日坐在燙酒的炭爐旁，欣賞太太的美麗，從此也就平淡無奇了。出蜀效應，自古至今，皆如此而然，或許不無道理。然而，克芹憾甚，天不假以永年，還未等他出蜀，便撒手西去了。
蘇洵也許並非完全自覺地意識到，不去和中原文化主流契合，尋找到認識並重視他們才華的大師，至死也是坐井觀天罷了。於是，至和、嘉祐年間，領著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離開家鄉四川眉山，乘舟東下，過三峽，出夔門，到了北宋的京師汴梁應試。三蘇的名聲，立刻被當時任翰林學士的歐陽修注意到了。“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由於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大人物的推薦，而且上達天聽，連宋仁宗都認為朝廷得人。於是，這三位川籍作家，在首都製造了一次“轟動效應”。開封城裏，立刻掀起了一陣三蘇旋風。一時間，文人為文，都模仿他們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