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之所以有如此擁戴的行為和舉動，是因為他們的文章和言論反映了當時不堪變法之害的民眾心聲和無法承受變法之害的痛苦。這種文化良知、社會責任、人類公義、道德承擔，是作為民眾喉舌的中國文人的作品在文學史上不朽的原因。
李亞平先生所著《帝國政界往事》中這樣反躬自問：“由是觀之，如果一定認為他們代表了大貴族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代表了某種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場才反對變法的話，我們就必須同意這樣一個前提，即：蘇東坡在寫下所有那一切輝煌文字的時候，實際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們落後而反動；在經濟上，他們貪婪而自私；在文化上，他們虛偽而心理陰暗；在個人品德上，他們狡詐而偽善。否則，我們勢必無法自圓其說。然而，我們所受過的所有教育、一切曆史知識和生活常識，都在告訴我們，事實不是這個樣子的。”
理性而不是感性，更不是賭氣地解讀曆史，既是為文之道，也是為人之道。
三
正如林語堂的這部《蘇東坡傳》成為當代追捧推崇王安石的大佬們、粉絲們所竭力否定的書一樣，宋人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也是曆來為王安石辯誣正名的專家、權威、名流、教授最深惡痛絕的書籍。其中某些名列廊廟的扛鼎人物，對於邵伯溫這本小冊子，那不可容忍的切齒之恨，那口出不遜的罵詈之聲，簡直到了好笑的程度，實在有失風度。
邵伯溫活了七十八歲，這一輩子可未得安生。早年趕上王安石變法，中年經曆元祐黨爭，晚年又遭遇靖康之禍，南渡以後，衰邁年暮，回顧以往，不勝唏噓，遂有寫作此書之誌。他說：“伯溫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遊宦學，得前言往行為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為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看來，這不過是他個人的一部回憶錄，自然也是他自己所經所曆、所感所想的人生總結。因此，後人沒有理由要求他必須寫成一部準確無訛的正史，而他也沒有義務扮演毫無個人色彩的史官角色。他說得很清楚，由於父親邵雍的緣故，他得以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富弼相過從，那時，他才十二三歲，“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為再世交”。因此，前輩身影，先賢言行，時事世故，宦海浮沉，便是他這本回憶錄的主要內容。由於他“聞見日博，而尤熟於當世之務”，不可能不涉及熙寧變法、元祐黨爭，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受其父以及諸位前輩的影響，而持反對變法的立場，隨後又因入黨籍遭到迫害。據說，凡入黨人碑者，連開封的城門都不準進，他遂成為一個王安石的鐵杆反對派，自是順理成章之事。
本來，知其人，讀其書，信其所信，不信其所不信，是讀書人應有之義。但邵伯溫這部書確實厲害，因為在他筆下，悉為難能可貴的第一手材料，便具有相當的權威性，竟能起到左右曆史的作用，以致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脫脫的《元史》，涉及王安石變法的史料，也多沿用此書的說法和見解，一字千鈞，遂為定論，這也是那些為王安石辯誣正名者最為惱火的事。說到底，邵伯溫隻是盡後死者之責，記錄下他所知道的事實，不過是一家之言罷了。你信即是，你不信即不是，與邵伯溫無關。
但值得人們玩味的是，為什麼他的這本小冊子竟成為一段信史？因為這與當時人們對這場大失敗進行尋根究底的大趨勢合拍。北宋滅亡以後，痛定思痛的中國人（自然也包括那些沒有話語權的普通老百姓），不得不思考我們為什麼要從河洛中原的世居故土來到長江以南的水鄉澤國，或走投無路、流離失所，或依人籬下、羈旅江湖？於是，從亡國之恨推溯上去，必然就是靖康之恥；而靖康之恥，又是趙佶、蔡京貽禍中外的結果；蔡京和童貫之流得以肆虐天下，又與元祐黨爭中好人被逐、小人得勢分不開；接著上推，元祐黨爭正反兩麵貼燒餅式的惡鬥，又是熙寧變法中支持與反對雙方較量的延續；再往上，還有什麼好找的，我相信南宋當時大部分臣民，會得出一致結論：國難家禍之源，皆因王安石的強推新法而起。誰的心裏都明擺著一本賬，從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澶淵之盟起，至宋仁宗，至宋英宗，至熙寧三年（1070）宋神宗實施變法止，六十六年間過太平日子，而新法一實施，世亂便隨之而來。不唯王安石是問，還有其他發泄怨恨的渠道嗎？
宋欽宗時的國子祭酒楊時的奏章，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看法了。他說：“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這對王安石來說，當然是不公平的。變法，宋亂，而後亡；不變法，宋也亂，而後同樣會亡。邵伯溫此書當著於楊時的奏章以後，他雖然沒有明確指出宋亡之過在王安石，但話裏話外卻是有這層意思的。在這本書裏，雖然他說了王安石的長處，如好學不倦、廉潔勤政、不近女色、兄弟友於，但也認為他“偏執”、“奸詐”，是一個“外示樸野、中懷狡詐”的人物，對其“變亂祖宗法度”、“禍害國家”、“勸人主用兵”、“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的批判，與楊時持相同看法。但這部書能留存下來成為解讀那一段曆史的重要資料，一是它第一手的史料價值，二是它符合了人心民意。我想，這也是簇擁王安石進行變法改革的追隨者以及他退出曆史舞台後的那些精神上的黨羽沒有什麼史料記載得以存世的緣故。從至今尚能讀到的蔡絛《鐵圍山叢談》來看，證明這類書不是沒有，而是曾經有過，不過，統統湮沒無聞。
老百姓雖然永遠是無聲的一群，然而他們的唾棄，卻是最可怕的懲罰。
在這部書裏，邵伯溫談到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有其精彩的論斷，通常不大為人提及，或以為是老生常談而一筆帶過。其實，任何朝代，任何製度，凡著意變法改革者，都必須慎之又慎、三思而後行事。“王荊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荊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
行之一邑則可，行之天下不可，這就是必須摸著石頭過河的道理所在。
四
在被王安石辯誣者視為“惡意虛構”和“無恥讕言”的邵氏《聞見錄》中，有一則關於蘇東坡被王安石排擠出開封，繼又遭遇詩獄的記載，大概接近於曆史的真實：“王介甫與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神宗欲以子瞻同修起居注，介甫難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為開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論事無諱，擬廷試策獻萬言書，論時政甚危，介甫滋不悅。……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惡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子瞻自知湖州下禦史獄，欲殺之，神宗終不忍，貶散官，黃州安置。”
這裏提到的呂惠卿、李定，還有曾布、章惇、舒亶、鄧綰等被王安石起用的新法支持者，無論在當時或是後代，都被視作聲名狼藉、品行不端的人。雖然，近年來經過不斷地漂白、洗刷，諸如呂惠卿的出賣告密，諸如李定的匿喪不報，諸如鄧綰的“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當之”，都有了新的說法。看來，元人所編的《宋史》，囿於南宋士大夫對於熙寧變法的成見，受到反映民眾心理的話本《拗相公》的影響，因而將其中部分人物納入書末的《奸臣傳》中，也許將來重新編寫北宋這段曆史的時候，有可能恢複曆史本來麵貌。
其實，現在將王安石重新定位為大政治家、大改革家，連同他的這些雇傭軍也一一扶上尊位，實在是一種徒勞的努力。因為王安石雖為改革家，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抱著改革的理想；王安石雄才大略，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高瞻遠矚、縱橫古今；王安石道德高尚，那些人未必都與他一樣律己甚嚴、廉潔奉公。王安石和他們隻有工作中的上下級關係，而不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理想，從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從事這項偉大事業。王安石未嚐不希望與司馬光、韓琦共襄盛舉，未嚐不盼著蘇軾、蘇轍為其羽翼，然而，道不同不相為謀，這就是這位偉大政治家的性格悲劇了。於是，他不得不在幹部的物色選擇上，舍本逐末，退而求其次，求其再次，求其次之又次。連他兩個親弟弟都棄他而去，可以想見，當他兒子王雱——唯一支持他新政的骨肉，不幸早逝，對他是多大的打擊了。
因此，他與他的支持者的關係，說白了，就是老板和夥計。他們所以投奔王安石，因為在司馬光、韓琦、富弼、呂誨、歐陽修那些資深政治家眼中，他們怎麼能有蘇氏兄弟那樣的前景呢！所以，當王安石的雇傭軍有條件實施反攻倒算時，拿蘇軾祭刀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林語堂並沒有費太多的筆墨去寫王安石對於蘇軾的迫害，但元豐七年（1084），蘇軾調任途經南京與王安石見麵時，是有過交鋒的。“王安石失敗之後，蘇東坡在金陵遇見他，斥責他發動戰爭，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說呂惠卿當負全責。此不足以為借口，因為王安石本人堅持嚴酷對付反對派，而且在熙寧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呂惠卿因父喪去職期間，王安石在京師成立用以偵察批評朝政者的特務機構”。
林語堂還寫到了王安石對於蘇東坡公開反對新政而進行的報複，那是蘇東坡平生第一次差點吃官司的細節：“蘇東坡（因反對變法，三次給神宗）上書以後（這是頗讓王安石不開心的事情，不過，因為蘇東坡職卑位微，王安石可以不必在乎他），熙寧四年一月起任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在任期間，他出了一道鄉試考題《論獨斷》，這觸怒了王安石（這當然是一次對他權威的公開挑釁），蘇東坡立遭罷黜。”隨後，“王安石的親戚兼隨員謝景溫，挾法誣告。當時流傳一個謠言，說蘇氏兄弟運送其父靈柩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濫用官家的衛兵，並購買家具瓷器，並可能偷運私鹽從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蘇氏兄弟運靈所經各省路途上，從船夫，兵卒，儀官搜集資料”。後來查無實據，此案遂告寢息。但誰都知道，謝的發難與王的授意分不開。
在宋人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中，亦載有此事。卷二百十四紀：“景溫與王安石聯姻，安石實使之窮治，卒無所得。”卷四百二十一紀：“景溫天資奸佞，素多朋附。熙寧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為知雜禦史。是時，蘇軾方忤安石，景溫迎合其意，輒具彈奏，謂軾丁憂歸蜀，乘舟商販，及朝廷下逐路監司體量，事皆無實。”在《太平治跡統類》卷十三《神宗任用安石》中記載：“範鎮舉軾為諫官，軾前丁母憂，多占人船，私販蘇木。安石下淮南、江南、東西京湖、北夔州、成都六路，體量其狀事不實，士論薄之。”卷二十五《蘇軾立朝大概》記載：“軾有外弟，與之不葉，安石召之，問軾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木等事。安石大喜，未有以發也。會舉諫官，範鎮以軾應詔，謝景溫恐軾為諫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官場上鉤心鬥角、機關算盡，都是司空見慣的。道德再高尚的政治家，要想絕對不趟渾水，也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還是將這位官不算大，文章聲名卻比自己響亮的同行，逼出了京師。看來，王安石在宋神宗的耳朵邊沒少給這位政敵加油添醋、造謠生事。《長編》卷二百十四記載：“上又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於侁在遠，軾以奏稿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鹽及蘇木瓷器。’光曰：‘凡責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之不服母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為台官。’”
然而，惹不起躲得起的蘇軾還是到杭州為太守去了。不過，躲過初一，沒躲過十五，烏台裏坐著的禦史，王安石提拔起來的爪牙，又將他拘押在大牢裏。
在神宗強烈支持下，王安石變法諸多措施終於一一出台。他大概沒料到輿論大嘩、天下大亂。他作為大政治家、大思想家，是當時和後來所公認的；但從來沒有一位研究他的學者認為他具有行政能力、管理經驗，具有靈活機智、應變圓通的素質，是能夠從容進退、周旋回轉的領袖人物。他連自己的私生活都不善料理，焉談其他？這樣一位高智商而低能力的學者型幹部，為領導者出謀劃策，可以；運籌帷幄，則不行。不要說北宋時期因循保守的政治體製和顢頇臃腫的官僚架構，更不要說幾乎不跟老百姓打一聲招呼，把人嚇一個跟頭的改革大計像雷陣雨似的傾盆而來。
老子說過，治大國如烹小鮮，經不起像烙餅似的翻來覆去。而北宋王朝一百多年苟且生存下來，如同一隻即將散架、漏水不止的木桶，你王安石不是采取小修小補的保守療法，而是大卸八塊，這隻桶不完蛋，焉有他哉？王安石充滿自信伸出兩隻手對神宗皇帝講，你看，每個手有五根手指，從理論上講，一下子按住十個跳蚤是絕對有可能的。這是笑話，然而也是熙寧二年的事實。
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都覺得大宋王朝需要改革；但沒有一個有頭腦的人，會讚成王安石這樣的改革。
你是在進行改革，而不是在進行革命。中國曆史上所有熱衷於用革命的手段來實施改革的政治家，無不碰得頭破血流。革命允許暴力，暴力可以摧枯拉朽，反對派敢齜牙，隻要手裏有槍杆子，二話不說，馬上擺平。這隻舊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隻新桶，這叫革命。而這隻桶再壞再破，也不能一腳踢掉，要加固，要堵漏，要去朽，要更新，這才叫改革。因此，改革就得和顏悅色，就得和風細雨，就得由點而麵，潤物無聲地細致工作。中國人，中國農民，特別是中國農民的小農經濟所形成的求穩心態、怕亂心態、苟全心態、保守心態，沒有二三十年把一切細節都做到家的紮實功夫，想收到改革的成效，想享受改革的成果，如王安石這樣的冒失行事，不失敗才怪。
有論者說，他是一隻叫得太早的公雞。其實，說準確點，他是一隻想自己下蛋的公雞，因為他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五
公元1898年6月11日（清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的春天通常都是從玉蘭花的綻放開始的。這一天，光緒正式頒布《明定國是詔》，“戊戌變法”正式出爐。康有為顯然考慮過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很大程度上在於遭到保守派的抵製，於是，他對光緒建議：“請皇上勿去舊衙門，而唯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唯漸擢小臣。彼守舊大臣向來本無事可辦，今但仍其舊，聽其尊位重祿，而新政之事，別責之於小臣。則彼守舊大臣，既無辦事之勞，複無失位之懼，則怨謗自息矣！”急於改革的光緒皇帝，第一個行動就是廢科舉。當時，維新派第二號人物梁啟超，對此興奮得不能自己，說：“海內有誌之士讀詔書皆酌酒相慶，以為去千年愚民之弊，為維新第一大事也。”問題在於，光緒和宋神宗犯了同一個錯誤，從五月起，他迫不及待地發出一道道詔書，下令各地方推行學堂、商務、鐵路、礦務……短短三個月，其頒發的新政諭旨比神宗還要多，達二百八十多件。結果，頤和園內那棵開得稍晚一點的辛夷，也就是紫色的玉蘭花還未落盡，在滿地花瓣的頤和園的漪瀾堂裏，老佛爺像捏死一個臭蟲似的，使百日維新胎死腹中。雖然，她是主刀者，但在她身後其實是絕對不許觸犯其利益的保守派所組成的銅牆鐵壁。
改革派有時想得十分單純，以為天下人都如大旱之望虹霓一樣期盼著他們舉起義旗，來挽救破木桶似的政權。孰不知舉國上下，擁護者甚少，反對者甚眾。王安石所碰到的，也是康、梁所碰到的。光緒隻有一位太後，而神宗卻有好幾位太後。雖然這位理想主義者被列寧譽為“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在“批林批孔”之際被尊為法家的傑出代表，但卻沒有任何高招可以應對女流之輩。老太太們一流淚，王安石隻好卷鋪蓋走人。
變法之初，得到神宗絕對信任的王安石，意氣風發，確實沒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也沒有估計到可能的反撲。所以，當他知道範鎮上書反對他，“大怒，持其疏至手顫”。有一個叫呂陶的官員，“其初應製科，時值王安石方行新法，陶對策言，願陛下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安石讀卷，神色頓沮，神宗使馮京竟讀，稱其有理。而卒為安石所抑，僅得通判蜀州”。可以想象他氣急敗壞的樣子。接著，他又犯了一連串策略性的錯誤，樹敵過多，全麵出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從不爭取盟軍和友軍的支持，也不放下身段去說服那些持不同意見者，甚至下手打擊那些完全不必打擊的反對者，聽不得任何相反的聲音。“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借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範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結果，如劉述、程頤、劉摯、劉琦等禦史，如範純仁、李常、孫愈等諫官，如歐陽修、富弼、文彥博、曾公亮等名臣，也都被王安石排擠出朝。這樣一個人皆為敵的刺蝟型人物，要能混得下去，豈非咄咄怪事？
後來的事實證明，保守派也非鐵板一塊。當司馬光複出全部否定新法的時候，蘇軾並不認同這種做法，曾與之爭辯，新法該去者去之，可不去者留之，可去可不去者也不必一筆勾銷，擇其善而去其惡，而獲罪於當局。現在，再看蘇軾在熙寧二年《上神宗皇帝書》中所說“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嗟”，他的重點是在老百姓的不能承受上，並非全部否定變法。他認為新法在具體落實的過程中，過於與民爭利，層層盤剝，法令峻急，求速傷民，老百姓深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