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一聽王倫這個名字，恐怕未必馬上意識到是誰，但一加上“白衣秀士”，立刻就明白，而且會在腦海裏跳出一個氣量褊狹、容不得人的形象。“白衣秀士”，原指尚未及第的士子，從字麵看本無貶義，但經《水滸傳》一用，就成了帶有否定意義的專屬詞彙，一是專指《水滸傳》中的王倫，二是泛指類似王倫式的人物。
這就是文學的力量，文學要給你鼻子上抹塊白，千秋萬代也洗不幹淨。一提奧賽羅，便是嫉妒的同義詞；一提麥克白夫人，便是欲望與惡的代表；一提葛朗台，最好別同他談錢；一提奧勃洛莫夫，便意味著躺在床上，什麼事也不去幹。《水滸傳》裏有許多反麵人物，王倫是著墨雖少卻很成功的一個負麵典型。因此，我們常說的不朽，很重要的方麵，就是這些大師所塑造出來的一個個人物形象，能夠長期活生生地在人們心目中存在著。當前有許多名作家，看來篤定“不朽”，研究會、紀念館在活著的時候就建立起來，供人瞻仰。但大多數讀者並不記得他寫了什麼作品，即使記得一部兩部作品的書名，也想不起來寫了些什麼內容。這種帶引號的“不朽”，基本上屬於自得其樂。
現在，文壇上很有一些人被這種自得其樂的“不朽”陶醉，加上三五知己的熨帖，情人孿友的偎抱，便飄飄然不可一世，恨不能把文壇蕩平了。當然，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也不怕多幾個自以為了不起的狂徒。但一定要以王倫為師，對同行采取排斥而不是寬容的態度，就大可不必了。
文壇並非梁山泊，就那麼方圓八百餘裏的一塊地盤，完全可以你寫你的，他寫他的，是各不相幹或各自相安的局麵。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屋上霜，其實倒是寫作人的一條基本守則。但此等好漢，隻許他好，容不得別人好，別人一好，他就受不了。總是要跳將出來，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胸脯上的黑毛，不練自家功夫，偏好去管別人的閑事。他們甚至不敵王倫，至少這位白衣秀士在他的既得利益未受到威脅前，也還是安居山寨，不在江湖上自封大師、自我加冕、自誇不朽、自吹傳世的。
王倫，在曆史上確有其人，細細考究起來，不完全是《水滸傳》裏描寫的那樣。
宋人蔡絛在《鐵圍山叢談》卷一裏提到了他。“當寶元、康定之時……會山東有王倫者焱起，轉鬥千餘裏，至淮南，郡縣既多備預，故即得以殺捕矣。”這和《宋史》卷二十二記載的宣和三年（1121）“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應該不是一回事，因為兩者之間至少相隔七十多年。但到了文學家手裏，這時間差便不存在了。於是，在蔡絛眼裏“轉戰千餘裏”的王倫，就成了施耐庵筆下心胸狹窄的白衣秀士了。
蔡絛記載的可信程度，自不弱於正史。因為他不是一個普通文人，而是奸相蔡京的季子。據《宋史·蔡京傳》，宣和六年蔡京再起領三省，至是四當國，時年七十八歲，“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且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這就是說，蔡京的內閣長官的工作，實際上是由蔡絛承擔的。因此，他對於王倫的評述當是依據官方正式文本而來，其權威性是毫無疑問的。
由此而知：一、王倫和宋江都是從山東地區揭竿而起，嘯聚梁山泊，反抗宋王朝的起義農民。但王倫規模大，轉戰千裏，一直打到淮南，聲勢很大；宋江規模小，最遠進入海州，即今之魯蘇接壤處；二、兩人的結局雖不一樣，王倫被捕殺，宋江被招安，但他們起事後的作戰方式、進攻策略、設立根據地、完善集團內部體製方麵，基本上類似。
因此，說王倫是一位先行者，不算過分。而宋江，不過是將他未竟的事業再付諸實施一次罷了。在中國曆代農民革命運動中，這種傳承現象也是屢見不鮮的。如宋代的王小波、李順、鍾相、楊麼；唐代的王仙芝、尚讓、黃巢；明代的張獻忠、李自成。所以，說王倫是宋江精神上的導師，應該比較貼合實際。
但《水滸傳》成書以後，那位先行者，便化為最早在梁山泊裏落草為寇的首領，也就是綽號為“白衣秀士”的王倫了。
從小旋風柴進的口中，我們知道王倫和摸著天杜遷、雲裏金剛宋萬以及旱地忽律朱貴，大概比較早就在梁山泊裏建立了農民革命根據地。“那三個好漢聚集著七八百小嘍羅，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裏躲災避難”。朱貴對林衝說：“山寨中留下分例酒食，但有好漢經過，必教小弟相待。”以這兩人的言語考慮，一是敢於吸收天下造反之人，二是能夠禮送過路英雄好漢。看來，王倫並非拒賢妒能之輩。作為頭領，井井有條地維持山寨的正常運轉，也是無可非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