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在漢、唐時，一般稱為東都。北宋時期，都城設在開封，洛陽便叫西京了。讀宋人周煇的《清波雜誌》可知，歐陽修中了進士以後，第一次出任公職就來洛陽任西京推官一職。他以試南宮第一名，擢甲科的成績就任，到洛陽後，又得到頂頭上司錢惟演的賞識，可見其才華橫溢。
判河南府駐洛陽的首席長官錢惟演，不僅是很有名氣的貴族，還是很有學問的文人、詩人。他是吳越王錢俶的次子，隨父降宋，曆任右神武軍將軍、知製誥、翰林學士、工部尚書、樞密使。參加過編修《冊府元龜》，還作為“西昆詩派”的代表人物，與楊億、劉筠齊名。他們互相唱和的詩輯為《西昆酬唱集》，詩詞精工穩切，文章真切清麗。
但他在官場中趨炎附勢、巴結討好、排擠構陷、固權恃寵，可說是名聲不佳。第一手，賴其妻妹的關係，得以攀附皇族；第二手，用與名門聯姻的手段，裙帶權貴。他一直都是禦史和輿論的攻擊對象。在中國文人中間，這種人品與文品的悖背現象是經常可以見到的，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此公最差勁的，是在洛陽任上做了一件特別拍馬屁的事情，永遠被人詬病。他來西京做官，西京有什麼可以讓他表現討好的呢？也就隻有牡丹了。當然，他這樣做，也是怕東京遺忘了他這位貴族子弟。他竟仿效唐代以驛馬傳送荔枝的辦法，每到洛陽牡丹花季，就大動幹戈地將各色名貴品種，如姚黃魏紫之類，興師動眾，快馬加鞭，送到開封供內廷賞玩。同時代的蘇東坡寫過《荔枝歎》一詩，結尾兩句是“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詩人自注“洛陽貢花，自錢惟演始”，就是明明白白嘲諷他的。在《東坡誌林》裏也提到過此事：“錢惟演留守洛陽，始貢花，識者鄙之。”
可能在錢惟演看來，送花是一件雅事。一個貴族，而且又是一個官僚，顯然不會把給老百姓造成的騷擾麻煩當回事。盡管他的人品為世不屑，但也有值得稱道的一麵，他是一位極好讀書的文人。歐陽修晚年所著《歸田錄》這樣描寫過他的老領導：“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嚐頃刻釋卷也。”《宋史》也稱他“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秘府”。還說他“尤喜獎勵後進”，像歐陽修、梅堯臣這些名士，未出道前都曾受到他的推重。
當時，從河北方麵而來的契丹入侵，北宋的形勢比較吃緊，而西北方麵，由於範仲淹作陝西經略時較好地處理了西夏和羌族的關係，外部形勢相對來講就不是很緊張了。可想而知，這樣一個寬鬆的環境，這樣一位愛才的領導，自然會招攬一群風流倜儻的文人聚集在周圍，談詩論文，絲竹唱和，當時洛陽所營造出來的文化氣氛，一定是非常濃厚的。《清波雜誌》就記敘了他們的一次遠遊：“一日，群遊嵩山，取潁陽路歸。暮抵龍門，雪作。登石樓，望都城次，忽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即錢惟演）遣廚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遽歸之意。”
我想，這也許就是人的多重性格了。這位錢思公在官場鬥爭中人品不高，可在文人中間，一旦放下官架子，那詩人氣質倒顯得十分可愛了。他不但不叫這些部下趕緊回府簽到上班、奉公辦事，還興致勃勃地從洛陽城裏派來了做飯的廚子、唱歌的歌女，過伊水，登龍門，讓他們在大雪天裏盡情地玩個痛快。這樣一位領導，實在是令人對他要刮目相看了。
故事到這裏並沒有終結。不久，此公又倒黴了，“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為代”。領導換了，歐陽修等年輕人好像沒有改變他們的快樂生活，以致這位新上任的王文康公大為不滿：“訝幕客多遊，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即寇準）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大家愣住了，一時語塞，不知如何應對，隻見年輕的歐陽修站起來侃侃而論，從這時起便顯出他後來終於要不同凡俗的氣勢：“眾不敢對，歐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四座偉之。是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
年輕時意氣用事的一句話，歐陽修到老年時也沒有忘卻，而且身體力行，退出權力中心，這實在是了不起。“故歐公六十五即休致，門生或有言：‘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年，豈容遽去？’公答曰：‘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被驅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歸，蓋以文康公為戒，且踐疇昔之言也。”歐陽修的回答，可謂字字擲地有聲。老實說，該退則退，戀棧何必，晚節不全，一生英名都玩完的話，那倒更不劃算了。
通過《清波雜誌》這則小故事，使我們從古代文人的長長短短中多少得到一點啟發，也算有所裨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