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在漢、唐時,一般稱為東都。北宋時期,都城設在開封,洛陽便叫西京了。讀宋人周煇的《清波雜誌》可知,歐陽修中了進士以後,第一次出任公職就來洛陽任西京推官一職。他以試南宮第一名,擢甲科的成績就任,到洛陽後,又得到頂頭上司錢惟演的賞識,可見其才華橫溢。
判河南府駐洛陽的首席長官錢惟演,不僅是很有名氣的貴族,還是很有學問的文人、詩人。他是吳越王錢俶的次子,隨父降宋,曆任右神武軍將軍、知製誥、翰林學士、工部尚書、樞密使。參加過編修《冊府元龜》,還作為“西昆詩派”的代表人物,與楊億、劉筠齊名。他們互相唱和的詩輯為《西昆酬唱集》,詩詞精工穩切,文章真切清麗。
但他在官場中趨炎附勢、巴結討好、排擠構陷、固權恃寵,可說是名聲不佳。第一手,賴其妻妹的關係,得以攀附皇族;第二手,用與名門聯姻的手段,裙帶權貴。他一直都是禦史和輿論的攻擊對象。在中國文人中間,這種人品與文品的悖背現象是經常可以見到的,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此公最差勁的,是在洛陽任上做了一件特別拍馬屁的事情,永遠被人詬病。他來西京做官,西京有什麼可以讓他表現討好的呢?也就隻有牡丹了。當然,他這樣做,也是怕東京遺忘了他這位貴族子弟。他竟仿效唐代以驛馬傳送荔枝的辦法,每到洛陽牡丹花季,就大動幹戈地將各色名貴品種,如姚黃魏紫之類,興師動眾,快馬加鞭,送到開封供內廷賞玩。同時代的蘇東坡寫過《荔枝歎》一詩,結尾兩句是“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詩人自注“洛陽貢花,自錢惟演始”,就是明明白白嘲諷他的。在《東坡誌林》裏也提到過此事:“錢惟演留守洛陽,始貢花,識者鄙之。”
可能在錢惟演看來,送花是一件雅事。一個貴族,而且又是一個官僚,顯然不會把給老百姓造成的騷擾麻煩當回事。盡管他的人品為世不屑,但也有值得稱道的一麵,他是一位極好讀書的文人。歐陽修晚年所著《歸田錄》這樣描寫過他的老領導:“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蓋未嚐頃刻釋卷也。”《宋史》也稱他“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秘府”。還說他“尤喜獎勵後進”,像歐陽修、梅堯臣這些名士,未出道前都曾受到他的推重。
當時,從河北方麵而來的契丹入侵,北宋的形勢比較吃緊,而西北方麵,由於範仲淹作陝西經略時較好地處理了西夏和羌族的關係,外部形勢相對來講就不是很緊張了。可想而知,這樣一個寬鬆的環境,這樣一位愛才的領導,自然會招攬一群風流倜儻的文人聚集在周圍,談詩論文,絲竹唱和,當時洛陽所營造出來的文化氣氛,一定是非常濃厚的。《清波雜誌》就記敘了他們的一次遠遊:“一日,群遊嵩山,取潁陽路歸。暮抵龍門,雪作。登石樓,望都城次,忽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者。既至,乃思公(即錢惟演)遣廚傳、歌妓,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遽歸之意。”
我想,這也許就是人的多重性格了。這位錢思公在官場鬥爭中人品不高,可在文人中間,一旦放下官架子,那詩人氣質倒顯得十分可愛了。他不但不叫這些部下趕緊回府簽到上班、奉公辦事,還興致勃勃地從洛陽城裏派來了做飯的廚子、唱歌的歌女,過伊水,登龍門,讓他們在大雪天裏盡情地玩個痛快。這樣一位領導,實在是令人對他要刮目相看了。
故事到這裏並沒有終結。不久,此公又倒黴了,“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晦叔為代”。領導換了,歐陽修等年輕人好像沒有改變他們的快樂生活,以致這位新上任的王文康公大為不滿:“訝幕客多遊,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即寇準)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大家愣住了,一時語塞,不知如何應對,隻見年輕的歐陽修站起來侃侃而論,從這時起便顯出他後來終於要不同凡俗的氣勢:“眾不敢對,歐公取手板起立曰:‘以某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四座偉之。是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
年輕時意氣用事的一句話,歐陽修到老年時也沒有忘卻,而且身體力行,退出權力中心,這實在是了不起。“故歐公六十五即休致,門生或有言:‘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年,豈容遽去?’公答曰:‘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唯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被驅逐乎?’以是知公未老告歸,蓋以文康公為戒,且踐疇昔之言也。”歐陽修的回答,可謂字字擲地有聲。老實說,該退則退,戀棧何必,晚節不全,一生英名都玩完的話,那倒更不劃算了。
通過《清波雜誌》這則小故事,使我們從古代文人的長長短短中多少得到一點啟發,也算有所裨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