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人質拙本守家，
做官遠勝驅天涯。
那堪人多耕地少，
經商射利遍天下。
明代以前，山東人很少經商。明中葉以後，經商的山東人陡然劇增，而且逐漸形成中國十大商幫之一的魯幫商人。為什麼在明代以前，山東人很少經商？而到明中葉以後，山東人卻“好歹都要經商”呢？
首先，儒家思想深深地影響了山東人的性格。翻開山東曆代方誌，每每說到商業和商人時，都作低調處理，從中不難看出，山東人的內心深處是鄙視商業和商人的。山東人的這種“鄙商”觀念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重農抑商，二是重仕輕商。
重農抑商發端於春秋時代的魯國，是魯國的一貫政策。《左傳·文公二年》載，孔子曾批評國君實行扶持工商業發展的政策，認為讓人織蒲席出賣，搞點副業生產為“不仁”。孔子教誨人們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他看來，商人是小人，小人不能成大器。“無商不奸，無商不詐”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公理，此等觀念在齊魯人的思想中影響很深。如《中華全國風俗誌》中說，山東鄒平縣人性簡樸，居處不事商賈；長山縣人務農而輕貿易，士絕奔競；日照縣人士子閉戶讀書，以德行文章相推重，奔競事則羞稱之；東阿縣人以風節相高，恥為競爭。“奔競”即為經商，不從商則被曆代山東人當做高貴的品性來頌揚。而商人都以自己的身份為恥，想方設法換取功名，戴上一頂紅帽子。
儒家重農抑商思想的長期禁錮，兩千多年來，使山東人才發展趨向發生偏差。山東曾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經邦治世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軍事家和大文學家、大藝術家，卻很少有值得一提的大商人，山東人很少有在商業領域中一顯身手的。《水滸傳》中始終褒揚“重利忘義”的傳統道德，梁山一百單八將中，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商人。
從兩千多年來的史誌中我們發現，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是實業和科技，而山東的曆代精英人物中卻鮮有此類人物。山東不出大商人，這並不意味著山東人天生不善做生意。據誌書記載，齊國第一代國君薑子牙在成就大事之前就做過商人，封於齊後，“勸女工之業，通漁鹽之利”。到戰國時，齊國商品經濟得到長足發展，都城淄博當時就是聞名遐邇的商業都會。隻是這種商業之風隨著齊國在戰爭中不斷潰敗，被重農抑商取代了罷了。
重仕輕商，就是重視當官，輕視經商，即官本位思想，以官職大小作為衡量才能的標準。這在中國普遍存在，但在山東更為突出。從史書的記載我們不難發現，山東“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根深蒂固。
齊魯大地是中國農業經濟發達的地區之一，各種自然資源和肥沃的土壤養育了山東人，並衍生了輝煌的齊魯文化，但也造就了山東人“重土安命”的性格。對土地具有特殊的感情，即使遇到荒年闖關東，也要帶一把家鄉的泥土。山東人闖關東與山西、陝西人“走西口”去經商不一樣，山東人闖關東就是因為東北有適合山東人賴以生存的未開墾的土地。
“玩龍玩虎，不如玩土”、“七十二行，莊稼為王”之類的諺語在山東家喻戶曉，代代相傳。“黃土生金”，是山東人不變的信條。“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在家時時好，出門事事難”，這是山東人重視鄉情、崇拜鄉土、依戀鄉親的真實寫照。寧可在家鄉受窮，也不願意出去遊曆闖蕩，這是山東人的一大特點。
那麼，為什麼明代中葉之後，山東人多外出去經商呢？
其直接原因是：明末清初，經過長期戰亂，山東農村遭受到破壞。人口銳減，土地荒蕪，出現了田多人少的局麵。據順治初年記載：山東地土荒蕪，有一戶之中，隻存一二人，十畝之田隻種一二畝者，荒多丁少。以兗州府泗水縣土地情況為例，明天啟四年（1624年）清丈田畝，共有額地五千七百餘頃。此後，“人死地荒”，到清朝初年，再一次清丈地畝，不滿二百頃，隻剩了不到3.5%的土地。以兗州府峰縣人口情況為例，明清之際，數十年來，民棄本業，流離轉徙，亦已過半。此外，如東昌府高唐州，崇禎庚辰、辛巳年間（1640-1641年），饑荒兵燹，逃亡殆盡。至國朝定鼎，戶口尚稱寥寥。順治四年（1647年），高唐豁除逃亡人丁45562人。清平縣自明季鼎革兵燹後，清邑屢經殘破，戶口寥寥。順治四年，全縣豁除逃亡人丁23441人，隻剩人丁18600多人。莘縣在明崇禎年間，有35083人。國朝定鼎以來，戶口寥寥。順治四年統計，除豁逃亡人丁27770人，隻剩了7313人，相當於崇禎時的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