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入清後數百年的休養生息，山東人口迅速增加。據史料記載，自乾隆年間開始，到鴉片戰爭前為止，山東全省人口數字與土地總麵積大概情況為，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省總人口為1277萬人，土地（民田）為9711萬畝，人均土地為7.6畝。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省總人口為2563萬人，土地（民田）為9600萬畝，人均土地為3.75畝。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全省總人口為2548萬人，土地為9249萬畝，人均土地為3.63畝。嘉慶十七年（1812年），全省總人口為2896萬人，土地為9863萬畝，人均土地為3.41畝。上述數字說明，自乾隆十八年起，到嘉慶十七年為止，近60年間，山東的土地隻增加了約152.9萬畝，增長率約為0.16%；而人口卻增加了大約1619萬人，增長率為127%。人口增長率大大超過了土地增長率，人均畝數，由7.6畝下降到3.41畝，下降了一半以上。
人口與土地增長比例嚴重失調，使山東出現了人多地少，不少家庭溫飽難以維持的狀況。
山東在曆史上是一個老災區，素有“十年九災”之稱。康熙年間，就不斷地發生水旱災荒。乾隆以後，重災大災，相繼發生。乾隆十一年（1746年）左右，山東半島登、萊、青三府，連年發生罕見的水旱災害，各府州縣，城鄉內外，盡成澤國，餓殍盈路，死亡枕藉。當時在濰縣做知縣的鄭板橋，作《逃荒行》詩記之：
十日賣一兒，
五日賣一婦，
來日剩一身，
茫茫即長路。
長路迂以遠，
關山卒蛇虎，
豺狼白晝出，
諸村亂擊鼓。
嗟予皮發焦，
骨斷折腰膂，
見人目先瞪，
得食咽反吐。
道旁見遺嬰，
憐拾置擔釜，
賣盡自家兒，
反為他人撫。
這次大水災，經過了三四年之久，才得以恢複家園。但10年之後，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濰縣周圍，又發生了特大災荒。魏來朋的《鬻子行》對此有真實的寫照：
濰北邑當丁醜年，
沿海村落少炊煙。
無麥無禾空赤地，
家家真乃如磬懸。
膝下嬌兒莫能蓄，
百枚銅錢即便鬻。
但令得主免饑餓，
寧甘下賤為人仆。
交錢交兒說分明，
錢交兒不隨人行。
翁亦無奈強作色，
驅之使去終不能。
望兒揮手頻頻打，
旁觀誰是解救者。
頻打頻來懷中藏，
兒聲長號翁如啞。
這些詩篇，描寫勞苦大眾因災荒而饑寒交迫，賣兒賣女，骨肉離散，悲慘淒切，讀了催人淚下。此後，濰縣道光十三年（1833年）大疫。道光十五年（1835年）春大旱，夏霪雨連綿，秋發生蟲災。道光十六年（1836年）大饑，瘟疫流行，饑民赴奉天就食。濰縣城內，饑民充斥，道相望。凡鄉中來者，夜則露宿，晝則枕藉。一日一夜，不過食粥一瓢。饑寒既久，人非鐵石，能勿病乎？且城隍廟、武衙門，晝夜聚處，生死雜錯。產於廟者十口，幼兒生花者千人。臭穢之氣，溢於街巷。至五六月，各村各隅，死者相屬。雖小康者不能具材木，貧者皆以土掩之，全家盡者無算。濰縣這樣，膠東其他地區莫不如此。登州府福山縣，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五月盡無雨。六月初霪淋匝月。秋杪烈風拔木，禾稼盡仆。棲霞縣，乾隆十三年（1748年）飛蝗至，次年春，鬥米千錢，民間鬻賣男女。黃縣於乾隆十二年夏蝗野生，食穀葉殆盡。乾隆十四年（1749年）大饑，鬥粟錢一千七百文，餓殍載道，賣子女者無算。萊州府、膠州、直隸州，自順治元年開始（1644年）至鴉片戰爭為止，近200來年，水旱蝗雹地震等自然災害，見於記載者50次左右。山東北部的武定府青城縣，乾隆八年（1743年），大旱千裏。室內器具俱熱。風炙樹木，向西南輒多死。（穀）每鬥至製錢二百五十文。這年六月，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熱死，井多無水，河淺船不可行。山東南部的沂州府郯城、蘭山（今臨沂縣）兩縣，地勢低窪，久而不雨則旱，一旦遇雨則澇。這一帶本水鄉，村外之田輒曰湖，十歲九災。勞動人民饑寒交迫，遊食四方，浸以成俗。隻好北走關東，南渡江淮，遠至福建，攜孥擔橐，邀侶偕出，目曰逃荒，恬不為怪。故蘭（山）、郯（城）之民，幾與鳳陽遊民同，到處流亡，以四海為家。山東本來就人多地少，豐收之年尚且難以維持溫飽，再加以如此嚴重頻繁的自然災害，因此百姓隻得到處流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