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生活在中國，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把《水滸傳》翻譯成英文，書名改為《四海之內皆兄弟》。
書名的置換，反映出賽珍珠這樣的感受：一部描寫中國農民起義以及被招安的小說裏麵，比殺戮、謀略、情愛更讓人傾心的是兄弟之情。
水泊梁山的好漢，有名有姓108人。他們同生共死的理由隻有一個：兄弟。
兄弟情被中國人稱為手足情。手足的比喻若譯成外文或可使異域的讀者費解，但中國人，特別在大地上耕作過的人眼見心知。手和腳一起勞碌，一同苦樂。前路有荊棘，足與手哪一個繞得過？血淌在掌上和腳下有一樣的痛楚。把兄弟定位於肢體關係，是中國式的宗法倫理的一大發明，當然它來自儒家的教義。“孝悌”之“悌”，即說兄弟之間友善的、不棄不離的、定之於終生的親情。在中國人心中，兄弟情是大事。大到什麼程度？此事僅次於事奉父母，是不可回避的做人的根本之一。
在漫長的農耕社會，什麼能夠抵禦饑荒、病患、兵亂？實話說，什麼也抵禦不了。但家庭的團結穩固，特別是以血緣相係的大家庭的和諧一體，或可保全在災變麵前破碎的生命與利益。如此看，兄弟的責任，遠遠大於同胞間的名分，理應共赴生死。於是，在舊時的大家庭，當老人賺得一些田產，養育一些子女——這是中國人的兩大夢想——之後，思慮的大事是讓兒孫住在一起，不分家。這個現象在潮汕人、客家人那裏尤為鮮明。不分家，實為不分情。在財產共有的基礎上浸潤血脈的信息。所謂大屋和祖屋如同一個大缸，兄弟乃至妯娌一並泡在家族的酒漿裏，情分抵達筋骨，氣味相契。
這種情形，在五四時期被視為封建守舊，曾被聲討砸爛。然而，在當時社會保障樣樣破敗的境況中，父母衰老、兄弟離散，遇到當頭之禍去找誰幫助呢？小家庭不堪摧折，還是兄弟更有力量，因而砸不爛。
於是，中國社會誕生出一種奇特的倫理關係，即“友道”。它是從儒家的兄弟觀念延伸到社會的一種親密紐帶。這個道是什麼？
——姓氏不同，血緣不同，籍貫不同，社會地位和文化背景也不一定相同，但變成兄弟。他們完全可以像親兄弟一樣剖肝瀝膽，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文前提到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即是這一現象的文學縮影。
梁山好漢幾乎每人都有一樣優異本領（鼓上蚤時遷先生專擅偷東西，母夜叉孫二娘女士殺了人做包子，其本領按說不宜稱為優異，姑言之）。本領是他們的“好”。而在大宋王朝，“好”並沒有什麼出路，因為世道太差。所以，他們每個人都被“憋”住了，人人都是死棋。抱成團之後，他們才舒展。除了“好”之外，他們第二個鮮明特征是“漢”。漢者，男人也，大丈夫也，其核心含義不在於性別，而在義。
義，在儒家思想裏不及“仁”的地位高，但在民間，義比仁的影響大得多。研究中國社會和中國草根思想史的學者也許會忽略“義”的巨大作用。它鮮明地存在於從先秦的荊軻直到現今的百姓心目中。
它民間，它潛藏，它血性，它招之即來，它服從公理，它甚至是神秘的巨大能量。
梁山的人氏“好”而“漢”之，個個成全了理想。他們未必個個本領卓絕，宋江就是最沒本事的一個。但結為兄弟，能力讓位於情誼。隻要講義氣就足夠了。因為中國人心目中的“兄弟”，並非拳擊協會。它訴之於感情，寄托於心靈。雖然自己有親生兄弟，但渴望更多的兄弟，並以親兄弟事之。兄弟可以多到不限數量，廣至四海之內。雖然這種關係可以成為幫會的基礎，它仍然是中國人美好的傳統之一，它的目標是消弭分裂，趨同和諧。人們從中看到，中國文化中感情力量的巨大。
友道是一種大道。南懷瑾稱這為“特殊社會”。它的思想基礎包括了孔子、墨子和遊俠三種思想的結合。一群素不相識的人一旦結拜了兄弟之後，比同僚更講仁義。沒有仁，大家做事就缺少見容於社會的道德準則，無根基。而沒有義，互無相助，稱不上兄弟。
不要認為“兄弟”隻存在於古代、隻存在於底層、隻存在於黑幫當中，絕非如此。如今的大學生共居一個寢室，也排老大、老二……畢業多年，他們也以此相稱，感情篤實。高層之間也有兄弟情誼，這些兄弟們並非仰慕座次，而在渴望親情，渴望在有限的血緣內的兄弟之外擴展更多的手足之情，為之愉悅與悲傷，為之奉獻與奔走。他們什麼也不圖，隻為那個彼此的稱謂：兄弟。
泰戈爾詩：“有一次，我夢見大家素不相識，醒來後，才知道我們原來相親相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