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學的確是非常值得玩味的東西，古代詩文所集體形成的藝術成就的確神乎其神。但這一套東西最好和瓷器、碑帖一道，由少量玩家來玩。古代詩文的奇跡和埃及金字塔一樣，是永遠不可能在現代出現的東西。那麼文人——從21世紀以來，中國出現了許許多多的文人，從省城到縣城都有——胸中裝著古代文人散發出的孤憤、清高與各種莫名其妙的情緒行吟浪唱，引人注目。在所謂“中國文學史”中，你看不到貫穿一致的東西，看不到善良、熱愛民眾與土地、人文主義關懷、關注時代等思潮，這些因素隻是星星點點、毫無關聯地出現在少數人的詩文中，談不上傳統。在古人留給我們又經今人精選的寶貴的詩文選本中，不僅沒有農商與普通百姓的喜怒哀樂，也看不到譬如官員生涯對一個文人生活的補益以及與創作的關係，文人孜孜於官場的勞績、他們嫖妓聚賭的私生活。這些選本清澈得令人不可思議，可見虛偽從唐宋元明清就是他們做人的主流。文學史的主線也是“越窮越光榮”。清高孤憤以及遺世獨立似乎成了中國文人的美德。這當然是已經被文學史歪曲了的古代文人的生活情景以及心態。事實上，中國社會在如此漫長的曆史時期中，文人們從來就沒什麼一致的思想。有一些相通的願望譬如做官、溫飽、享樂，也被文學史輕輕抹去了。被21世紀的文學史塑造的一些“典型”所具有的“憂國憂民”的形象，實在不堪考證。這些“典型”當然不比我們更糟糕，但也不比我們更脫俗。然而文學史所透出的這些信息，的確害了不少“文人”，包括不喜歡中國古典文學的“文人”。他們渴望官，但在得不到的時候便罵官。當上了官的時候則要飲酒賞菊，又想造一則小民擊鼓喊冤、大人明鏡高懸的佳話。鄭板橋即如此，每每為無人擊鼓而憾。
把官作為一種可玩的雅事。飽讀詩書的文人在任內有沒有彎下腰紮紮實實為老百姓做事的呢？沒有。因為中國文化不培養這種人，不魚肉百姓以及背負廉名已經很好了。他們蔑視勞動者，大自然在他們眼裏不是俄羅斯人所看到的母親，而是可以與之眉目傳情的美人，譬如冷月、寒梅、疏竹與小橋之類。即使潦倒，這班人物也不肯放棄斯文。當乞兒伸手要幾顆蠶豆時，也要用極好的句式說出“多乎哉？不多也”。這些話可以找出典故即書袋來。魯迅非常好地刻畫出他們的靈魂，隻是他們頑疾太深，不肯悔改。倘若我們沒有這些文學史，倘若我們在學校裏像建立微積分與地質學一樣建立一種全新的文學學科，培養一批熱愛自然、熱愛民眾。淳樸而說人話的文科教師與作家，中國文學的狀況要比現在好得多。21世紀的中國讀者擁有的作家除魯迅之外，既不是林語堂、周作人、梁實秋等人，也不是夏衍、楊朔或浩然。如果我們能夠產生托爾斯泰、桑德堡、紀伯倫這些更加仁厚踏實的作家，孩子們的精神視野要比現在飽滿明亮。從21世紀的中國作家留給本民族，特別是留給孩子們的遺產而言，是令人慚愧的。即使王朔和金庸的大作，也不能彌補這種慚愧。在西班牙語的課本裏，有多少精美的文字讓孩子們誦讀。在俄語、法語和英語的課本裏，都不缺少由母語構成的奇異精美的世界。漢語課本卻遠遠做不到這一點。不光是中小學課本的選者眼光不逮，作家們一百年的努力也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源。
在中國文人的創作中，很少看到他們的生存方式，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當然，陶詩陸詩裏麵有農事，李白如走穴一般邀約雲遊，其他的人不知是怎樣活過來的。生存，在他們看來或許是不值一提的事情，積累充足的糧食果腹，讓它們作為碳水化合物與蛋白質使生命個體的新陳代謝延續，是文人羞於開口的低賤之舉，使一個人可以活下來的理由成為中國文人最不愛提的一件事。因此，“君子憂道不憂貧”、“窮而後工”、“君子固貧”。這沒有“道”重要，也沒有不著邊際的風花雪月重要。這種觀念造成的文人的雙重人格，以虛偽的麵孔麵對苦難重重的人生。“安貧樂道”，使他們一次又一次遊離社會發展的主流，並把輕賤商農的觀念通過詩書貽害於子日與海德格爾的自食其力，使生活顯示出豐富性的勞作的人。君不見，人一讀書就痛苦，讀中文係更容易痛苦，不滋滋味味、拿腔作勢、用雞爪子似的枯手罩住碟子“多乎哉？不多也”就活不下去。秦始皇焚書的心態吾等無從揣摩，但從文人本身的痛苦就可以看出他們活得如此艱難與那麼一種“架勢”有關。這種雙重人格或日畸態在動蕩的社會生活麵前貌似超然，然而一有機會（不是落草為寇的機會，而是做官的機會），文人就會把虛偽背後的另一麵全都暴露出來：自私、狹隘、陰損。這是壓抑的結果，也是對“貧”與“求道”的補償。
中國各個曆史階段的特征，從橫向的世界各國現當代史中，似乎都能找出影子。盧旺達式的種族仇殺，埃塞俄比亞式的饑饉，蘇聯式的擴張與解體，新加坡式的法家峻治，美國式的開放，朝鮮式的封閉，印度式的一盤散沙，瑞士式的家庭作坊生產，奧地利式的載歌載舞，剛果式的難民潮，日本式的勤勉等，幾千年風雲激蕩。然而中國沒有《羅馬假日》那樣的作品，從《全唐詩》中，我們如果真的認真讀一遍，反而無法了解唐朝是怎樣一回事。在古典音樂家當中，我們知道作為醫生的柏遼茲靠私人授課生存；聖·桑靠在教學彈管風琴生存；德彪西靠為唱詩班伴奏、為俄國的梅克夫人當家庭教師，出版曲譜和傍老富商的年輕妻子生存；李斯特靠旅行演奏和擔任歌劇院指揮謀生。在外國“文人”那裏，生是第一位的，而他們的作品充滿了生趣以及精致聖潔的天國氣息。我所探討的當然不是中國文人的存活方式，而是由於他們“厭生”形成的偽善對文藝本身形成的妨害。從社會形態上說，這當然與中國舊時沒有形成完善的市民經濟有關，與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心態，特別是荒唐的崇拜詩書的觀念也有密切聯係。這種觀念直至今天也沒有消散，一些“文人”仍在拿腔作調地用魯迅曾經以“最黑最黑的咒語”咒過的半吊子文言賣弄“文采”，過一下遺少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