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初七年(226)，曹丕病逝，曹□繼位，即魏明帝。曹□對他仍嚴加防範和限製，處境並沒有根本好轉。曹植曾多次上書，要求得到任用，希望為國家效力，並向曹□陳述過於重用異姓大臣的危險，但曹□隻是“優文答報”，略無采納之意。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遷封過多次，最後的封地在陳郡，卒諡思，故後人稱之為“陳王”或“陳思王”。
曹植一生，以曹丕即位為界，明顯形成前後兩個時期。但無論前期後期，他最強烈的願望就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他曾多次表示，要“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與楊德祖書》），要“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求自試表》）。他抱負很大，自視甚高，對當時三國形勢及曹魏內部狀況的分析，也不乏中肯之見。曹植的思想相當複雜。他時而鼓吹“宣仁以和眾”、“禮樂風俗移”，推尊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儒家聖賢；時而宣揚“長全貞而保素”、“澹泊無為自然”，表示要"仰老莊之遺風"。有時在一篇之中，往往儒道兩家思想雜糅，例如《七啟》。他對陰陽家、法家的學說以至讖緯、佛經都有所接觸。這種兼容並包的思想與漢末以來社會思想衝破經學迷信桎梏直接有關。當時曹操以及一批思想文化界人士，都具有思想比較開放活躍的特點，而曹植是其中最顯得駁雜的一個。他的思想既有豐富多采的優點，也有零亂不成係統的缺點。
曹植一生勤於著述，他曾自述“餘少而好賦”，“所著繁多”(《前錄自序》)。他死後曹□又稱他“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於手。誠難能也”(《魏誌。陳思王傳》)。他的詩、賦、各體散文，不論數量質量，都堪稱當時之冠。
詩歌創作詩歌是曹植文學活動的主要領域。前期與後期內容上有很大的差異。前期詩歌可分為兩大類，一類表現他貴介公子的優遊生活，一類則反映他"生乎亂、長乎軍"的時代感受。前一類作品如《鬥雞》、《公宴》、《侍太子坐》等，描寫遊樂宴享之事，內容比較空虛浮泛。另一類作品有《泰山梁甫行》、《送應氏》等。《泰山梁甫行》描寫了濱海地區人民的困苦生活，"劇哉邊海民，寄身於草野。妻子像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從這些樸素而真實的描寫中，可以體味到詩人對下層百姓所懷有的同情。《送應氏》二首，送別好友應□，作於建安十六年隨軍西征途經洛陽時。詩中除敘述友情外，著重寫了東漢皇都洛陽在戰亂以後"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的殘破荒涼景象以及詩人的內心激動，反映了漢末軍閥混戰所造成的社會大破壞，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詩中寫到“中野何蕭條，千裏無人煙”，同曹操“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蒿裏行》）、王粲"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七哀》之一）等描寫相一致。
此外，《名都篇》寫京洛少年的"騎射之妙，遊騁之樂"，前人以為有譏刺之意，但從內容看，當是作者生活的自我寫照。他的《白馬篇》則寫"幽並遊俠兒"的高強武藝和報國立功的壯誌，以"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等句作結，表現了建功立業的抱負。詩風雄健剛勁，是曆來傳誦的名篇。
後期詩歌，主要抒發他在壓製之下時而憤慨時而哀怨的心情，表現他不甘被棄置，希冀用世立功的願望。其代表作有《野田黃雀行》、《贈白馬王彪》、《七哀詩》、《怨歌行》、《□□篇》、《雜詩》等6首。《野田黃雀行》大約作於曹丕繼位之初，詩中以黃雀上遇鷂鷹、下逢羅網，來比喻他的好友丁儀、丁□被曹丕所殺。《贈白馬王彪》是一篇力作。詩作於黃初四年，其年五月，諸藩王俱朝京師洛陽，任城王曹彰在洛突然死去，七月諸王還國，曹植與曹彪（白馬王）同路，又被監國使者所禁止，詩人"意毒恨之"，憤而成篇，以贈別曹耄。章，先寫離開洛陽返回封地時途中情狀，又寫對已故曹彰的懷念和對即將分離的曹彪的惜別之情。詩中憤怒斥責監國使者是"鴟梟"、"豺狼"、"蒼蠅"，實際上矛頭指向了曹丕。詩中安慰曹彪不要過於悲傷，"丈夫誌四海，萬裏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整篇作品既表現了深沉的悲痛，又不流於悲傷絕望，寫得情真意切，感人至深。《七哀詩》使用以夫婦比君臣的手法，訴說自己被長時間棄置勿用的愁思。《雜詩》六首，非一時一地之作。除第一、六首（“高台多悲風”，“飛觀百餘尺”）外，其餘四首大抵是後期作品。其中第二、三、四首，內容與《七哀詩》相類，多抒寫時光流逝而自己無所作為的悲哀。第五首(“仆夫早嚴駕”)則跳出了感歎個人命運的圈子，把注意力轉向國家大事，對當時政治形勢表示關切，並發出了"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誌，甘心赴國憂"的呼聲，顯示了身處逆境而誌意不衰的精神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