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異姓諸侯王反叛的曆史教訓和同姓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險，賈誼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對策。為此，他說明了這個問題上應該有的指導思想。他說：現在諸侯王勢力強大，好比是大骨頭，漢王朝如果不用權勢法製這把大斧頭去砍，而想用仁義恩厚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末，這個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斷，那是無濟於事的。他形象地指出：現在的形勢就象害了浮腫病，一條小腿腫得幾乎同腰一樣大，一個指頭腫得幾乎和大腿一樣粗，隻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兩個指頭疼起來就不得了。如果現在不及時治療，一定會成為不治之症，將來雖有扁鵲那樣的名醫，也沒有辦法治了。
那末，切實可行的對策是什麼呢？賈誼根據“大都強者先反”的曆史教訓，提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方針。也就是說，在原有的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諸侯，從而分散削弱他們的力量。賈誼建議：諸侯王死後，他的封地應該分割為若幹塊，分封給他的幾個兒子。這樣，可以讓諸侯王的子孫們放心，他們知道會按製度受到分封，就不會反叛朝廷了。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盡而止”，力量也就愈來愈削弱下去了。這就叫做“割地定製”。這樣做的結果，就能使國內的形勢，好像是身體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樣順從，諸侯就不敢有異心了，國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治安策》除了論述了地方諸侯王的問題外，還對其它政治問題，以及經濟、軍事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經濟力量的膨脹和北方匈奴的問題。
賈誼指出，現在商人賣奴隸，給奴隸穿上古時天子後妃祭祀時才穿的繡衣、絲鞋，關在木柵欄裏。現在皇帝穿的衣服不過是普通的黑色絲織品，而富民的牆上竟掛上了文繡；皇後裝飾衣領的東西，富的婢妾們卻用來縫鞋邊。商人富民這樣窮極奢侈，後果是嚴重的：一百人作衣服還不夠他們一人穿，想全國人不受寒挨凍，怎麼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國人不挨饑受餓，是不可能的，饑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們不造反．是辦不到的。國家已無能為力，“盜賊”不過在等待時機而已，但是獻計的人卻說政治上以“毋動”為上策；這些富人大商習俗奢侈，太不尊重國家製度，太冒犯皇帝的尊嚴了，但獻計的人還說“毋為”，不要改革，這真是可以長歎息的事啊！
從漢高祖劉邦開始，由於軍事上失利，對北方的匈奴采取和親政策，將公主(實際上多由宗室女頂替)嫁給匈奴單於為妻，每年還要交送大量的金銀和絲織品。文帝時也曾派軍抗擊匈奴的侵擾，因諸侯王叛亂而撤軍，又恢複和親政策。賈誼認為，和親並不能製止匈奴統治者經常侵擾的禍患，他表示願意出征北伐，“親俘匈奴單於而製其命，抓住中行說(投降匈奴的漢奸)而笞其背”。賈誼認為，應該擴大漢朝的政治影響，以爭取匈奴的人民大眾；並且用聲色口腹的物質享受為手段，來分化匈奴貴族。這些論述雖是豪言壯語，但畢竟不那麼切合事實，因此魯迅認為賈誼論匈奴“乃頗疏闊”。
賈誼《治安策》的可貴之處，在於居安思危。如毛澤東所說：“《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於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539頁)這個評價，是非常確切的。
就在賈誼上《治安策》的這年，淮南王劉長陰謀叛亂，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劉長在途中畏罪自殺。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劉長的四個兒子封為列侯。賈誼擔心文帝接著還要把劉長的幾個兒子由列侯進封為王，就從梁國都城睢陽(今河南商丘縣南)上疏文帝，進行勸告：“淮南王反叛朝廷，全國誰不知道他的罪惡？現在尊奉罪人的兒子，隻能招致全國人的非議。淮南王的兒子成人之後，哪能忘記他們父親的事？淮南地方雖小，英布曾憑借這塊地方造反。雖然把淮南王的封地分割為四塊，但四子一心，讓他們占有土地和人口，積蓄資財，這真可以說是把武器交給敵人，為虎添翼呀！希望陛下考慮。”但是文帝並沒有采納賈誼的意見。
憂鬱而死其功不滅
漢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懷王劉揖入朝，騎馬摔死了：賈誼感到自己身為太傅，沒有盡到責任，深深自責，經常哭泣，心情十分憂鬱。盡管如此，他還是以國事為重，為文帝出謀獻計。因為梁懷王劉揖沒有兒子，按例他的封國就要撤銷。賈誼感到，如果這樣做，將對整個局勢不利；不如加強文帝的兩個親子淮陽王劉武和代王劉參的地位。為此，賈誼建議，為梁王劉揖立繼承人，或者讓代王劉參遷到梁國來；擴大梁國和淮陽國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黃河，後者南到長江，從而連成一片。這樣一來，如果一旦國家有事，梁王國足以抵禦齊趙，淮陽王國足以控製吳楚，陛下就可以安然消除山(指華山)東地區的憂患了。文帝聽了賈誼的建議，因代王封地北接匈奴，地位重要，沒有加以變動，就遷淮陽王劉武為梁王，另遷城陽王劉喜為淮南王。從後來吳楚七國之亂中梁王劉武堅決抵禦的作用來看，根據賈誼的這個建議所作的部署，確實是深謀遠慮的。
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賈誼在憂鬱中死了，當年他才三十三歲。縱觀賈誼一生，雖受讒遭貶，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政論和建議，文帝還是比較重視，大略是實行了的；這是那些身居高位而庸庸碌的公卿們所不能比擬的。正如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所說的：“一時謀議略實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自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賈誼的進步主張，不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對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如景帝劉啟時，晁錯提出“削藩”政策，是賈誼主張的繼續；景帝三年(前154年)吳楚七國之亂，證明了賈誼對諸侯王的分析的正確性；平定吳楚七國之亂之後，漢王朝就乘機削弱地方諸侯王的力量，使他們僅得租稅，而失去了直接治理王國的權力。到了漢武帝劉徹的時候，頒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允許諸侯王將其封地分為若幹塊，分給自己的子弟，從而實際上分散和削弱了諸侯王的力量，這更是賈誼提出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方針的全麵實行了。賈誼關於禁止私人鑄錢、由中央統一鑄錢的主張，漢武帝時也實行了。漢武帝還勝利地進行了對匈奴的戰爭，拋棄了賈誼引為恥辱的和親政策。賈誼對西漢王朝的長治久安作出了如此傑出的貢獻，使漢武帝十分感念，為了紀念他，就提拔了他的兩個孫子為郡守。
賈誼作為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載入史冊，他的曆史貢獻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