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寫道：……多麼不幸啊，遭逢時世不祥。鸞鳥鳳凰躲藏奔竄啊，惡鳥高空翱翔。小人顯貴啊，讒諛之徒得誌猖狂。賢良正直之士處逆境啊，是非顛倒反常。過去有人誣伯夷貪贓啊，反說盜蹠廉潔善良；還把利劍當作鈍劍啊，卻誇鉛刀有鋒芒！多麼不得意啊，先生無故受中傷。國人不理解自己啊，向誰訴說衷腸？鳳凰飄然而飛去啊。遠離濁世而深藏。
長沙國是當時唯一的一個異姓(非劉氏)王國，從來是安分守法的王國。賈誼到長沙時，正是長沙靖王吳著(吳芮的後代)在位。賈誼當長沙王太傅，事情不多，就有足夠的時間來研究學問。長沙雖遠離長安，但賈誼以天下事為己任，對朝廷的政治和經濟大事，給了極大的關注，遇有機會，就上疏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就在賈誼被貶到長沙的同一年(文帝三年，前177年)，周勃到了自己的封地絳縣(今山西省絳縣)。絳縣地屬河東郡。絳侯周勃怕人害他，在郡守、郡尉巡視到絳縣時，常常披甲帶著親兵持兵器出迎。第二年，有人就因此而誣告周勃想謀反。文帝一時糊塗，就把這個案子批給廷尉來辦。廷尉把周勃逮捕到長安，關在監獄裏，受盡了獄吏的淩辱。後來，因為文帝的母親薄太後為周勃辯護，才得到赦免。賈誼在長沙得知此事，為周勃憤憤不平，就給文帝上疏，說了一番君主應該以廉恥禮義對待大臣的道理，實際上是對文帝提出了批評。文帝也很後悔，感到賈誼說得對，就采納了他的建議。從此以後，凡是大臣有罪，都讓他自殺，而不逮捕入獄受刑罰。
當時，文帝把蜀郡的嚴道銅山賜給鄧通，允許他自鑄錢，因此，“鄧氏錢”遍布天下；又有吳王劉濞開豫章銅山鑄錢，吳錢也遍布天下。這樣，幣製就混亂了。賈誼在長沙又向文帝上了《諫鑄錢疏》，尖銳地指出，私人鑄錢遍布天下，於國於民都很不利，建議文帝下令禁止。但鄧通是文帝的寵臣，銅山又是文帝賜給他並允許他鑄錢的，文帝怎會禁止呢？而吳王劉濞遠在東方，天高皇帝遠，又禁止不了。因此，賈誼的這個建議在當時是不可能被采納的，隻不過增加了鄧通對他的忌恨而已。
賈誼在長沙第三年的一個黃昏，有一隻鵬鳥飛進了他的住房裏。鵬鳥就是貓頭鷹，當時人們認為這是一種不吉利的鳥。賈誼謫居長沙，本來心情就憂鬱，加上長沙卑隰，自以為壽命不長，如今貓頭鷹進宅，更使他傷感不已。於是就寫了一篇《鵬鳥賦》，對世界萬物的變化和人間世事的淪桑作了一番感歎，同時也借此來寬慰自己。此時此地，賈誼思想感情是十分複雜的。
居安思危切中時弊
漢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想念賈誼，又把他從長沙召回長安。賈誼到長安後，文帝在未央宮祭神的宣室接見了他。當時祭祀剛完，祭神的肉還擺在供桌上。文帝對鬼神的事感到有不少疑問，就問賈誼。賈誼是怎麼回答的，史書上缺乏記載。隻知賈誼關於鬼神的見解，使文帝感到很新鮮，聽得很入神，甚至挪動座位(當時是席地而坐)，湊到賈誼跟前，一直談到半夜方止。事後，文帝感歎不已地說：“我好久沒有見到賈生了，自以為學問趕上了他，現在聽了他的談話，還是不及他啊！”對於這件事，唐朝詩人李商隱很不以為然，寫了一首絕句來抨擊漢文帝：“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賈誼這次回到長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變化，原來曾壓製過賈誼的灌嬰已死，周勃在遭冤獄被赦免後回到絳縣封地，不再過問朝中政事。但是，文帝還是沒有對賈誼委以重任，隻是把他分派到梁懷王那裏去當太傅。其原因，還是由於鄧通這樣小人仍在文帝身邊，賈誼又多次得罪過這個文帝的寵臣，這就成了賈誼施展其政治抱負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
梁懷王劉揖，又名劉勝，是文帝最喜愛的小兒子。文帝任命賈誼為梁懷王太傅，也算是對他的一種重視，雖然這還談不上升遷。
不過，對賈誼來說，他所關心的似乎不是自己職務上的升降，而是國家的政治形勢。在當時，西漢王朝的政治局勢基本是穩定的，但也麵臨兩個矛盾，並逐漸尖銳化起來。一個是中央政權同地方諸侯王之間的矛盾，一個是漢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隸主政權之間的矛盾。這兩個矛盾的尖銳化，在當時已見端睨。如濟北王劉興居、淮南王劉長接連叛亂，吳王劉濞企圖叛亂的消息也時有所聞；而匈奴也經常侵擾西漢北部邊境。賈誼透過當時政治局勢的表麵穩定，看到了其中潛伏著嚴重的危機，對此深為關切和憂慮。他接連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鍾。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173年)他從長沙回長安後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陳政事疏》)。
《治安策》一開頭，賈誼就大聲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勢，可為痛哭的有一個問題，可為流涕的有兩個問題，可為長歎息的有六個問題，其他違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難以一一列舉。他斥責那些認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認為這種人不是無知，就是阿諛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亂大體的人。他形象地說：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還沒有燃燒起來，就說平安無事。當今的形勢，同這有什麼兩樣呢？
賈誼指出危害西漢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們企圖叛亂的陰謀。他回顧曆史，列舉事實說明分封諸侯王的害處。起初，漢高祖劉邦分封異姓王，結果是“十年之間，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寧。異姓王的叛亂雖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從中吸取教訓，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時，天下還算安定，為什麼呢？因為大的諸侯王年紀尚幼，而漢王朝派去的太傅、相還能掌握實權。但是，幾年之後，諸侯王們大都長大，血氣方剛，而漢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罷免了，各諸侯王國的丞、尉以上的官職，都被諸侯王們安插了自己的親信來擔任。這樣的形勢發展下去，要想使國家政治安定，恐怕連堯、舜也是辦不到的。
賈誼指出，有人把異姓王叛亂歸結為同漢王朝(即劉氏)關係疏遠，這是不對的。他舉出濟北王劉興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劉長(文帝的弟弟)相繼叛亂的事實，說明同姓王雖“親”，也是靠不住的。因為這些同姓王雖名為臣，其實都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稱帝為皇的野心。他們在自己的國裏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宮室和儀仗，使漢朝的法令在他們的獨立王國裏麵行不通。
賈誼指出，諸侯王的叛亂，並不取決於是疏是親，而是取決於“形勢”，取決於他們力量的強弱。他回顧漢初七個異姓諸侯王反叛的曆史事實，認為大都是強者先反。如韓信當楚王時勢力最強，所以就最先反；韓王信依靠匈奴，接著也反了；……燕王盧綰力量比較弱，最後才反。異姓王中也有不反的，這就是長沙王吳芮。長沙國隻有二萬五千戶，實力最小，同皇帝的關係比較疏遠，反而最忠於朝廷。這並不是因為吳芮的性情與別人不同，也是形勢所造成的。這樣從“形勢”來解釋諸侯王反叛與否，是賈誼的獨到的見解。他甚至假設，如果讓樊(噲)、酈(商)、絳(周勃)、灌(嬰)據數十城而為王，他們也會反叛，因而被滅亡；相反，如果讓韓信、彭越這些人作為列侯而居，他們也不見得會反叛，至今也還可能完好而存。正因為給予諸侯王以相當大的地盤和實力，那末，他們不管是異姓還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賈誼得出的結論是：“疏者必危，親者必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