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居身務期質樸，教子要有義方。
“譯文”平常做人修身一定要品質淳樸、簡約，教育子孫一定要德育為重，並注重教育方法。
“解析”“居身務期質樸”區別於“自奉必須儉約”是指“持身”而言，即自己的一舉一動，為人處世要樸實，不矯飾，要發自內心的待人真誠善良。心術要好，一言一行循規蹈矩、勤儉安分、誠信無欺。教育子弟一定要本乎道義、方正行事，並且要講究合乎正義的教育方法，也就是要有“義方”。今天來說，就是要以德育人。
孔子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孔子非常憎惡能說會道的人，他看重做實事即質樸，而非巧言善辯。“君子當訥於言，敏於行”。可以說，孔子的這個觀點和他自己不善言辭也有關係，他的弟子官至季氏家臣而他隻能掛個閑差，和他不會巧言善辯，無法與其他能言者競爭有很大關係。而孔子一方麵在出仕上是失敗的，另一方麵他又不甘與這些人為伍，所以他經常批評那些隻會文飾詞藻的人，說他們大多數隻關注外表，不注重自己的內在，很少是真正有賢能。孔子非常憎惡能說會道的人，他看重的是質樸的人，而一個質樸的人絕不會巧言善辯。孔子又說：“剛毅木訥近於仁”。意思是說一個人有剛健、堅毅、樸實、誠厚的品德，就接近於仁者了。
中國人對人的評價標準自古看重老實、厚道。因為老實、厚道是和誠信掛鉤的。“誠”是宇宙的本質，大千世界萬事萬物，沒有一樣的生命過程不是真實的。就像人的生命，從出生到辭世，每一秒都是真實地在代謝、在運動，如果哪一秒不代謝、不運動了，人就會生病或死亡。人效法天道就應有真實不虛即誠的品格，而樸實是誠的基本要義。質樸更接近自然，凡非天然的而是人為的就叫偽，所以質樸有一種天然之美。從人的感受來講，質樸的人給人以安全可靠、值得信任的感覺。要做到質樸，必須力戒浮華虛偽，生活上不奢侈，與人相交誠信不欺也就是質樸了。
儒家認為自省是“修身之本”，是“中興之本”。儒家講求“內聖外王”，其思想內涵之一是指自身的修養（“內聖”）是完成治理國家的任務（“外王”）的前提，隻有具備了良好的自身修養，才能完成治理國家的任務。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條當中，修身被看做是頭等大事。而修身之本則是“自反”即自省。比如：“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以反求諸己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自省是修身的根本，修身的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具體問題都好解決了。自省、慎獨是修身的唯一途徑，除此之外，別無他途。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功夫。曾國藩也說：“動心忍性，斯大任之基；側身修行，乃中興之本。自古成大興者，未有不自困心橫慮，覺悟知非而來者也。……有二語曰：‘無好快意之事，常存省過之心’”。曾國藩認為，自古以來成大事者，其修身未有不重自省、自律者，這已成為儒家的基本觀念之一。
韓愈認為古之君子的美德在於善於自責，就是要求自己嚴格而全麵，對待別人則寬容而簡約，即嚴於律己，寬以待人。他們自省的標準很高，也就無暇去責人；而現在有些人則恰恰相反，對別人過於苛刻，對自己則要求甚少，這樣，自己喪失了上進的動力，別人也失去了“為善”的信心。
元代的許衡說：“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麵，何暇有工夫責人。”善於自省、自責的行為是美德，不善於自省、自責而慣於責怪別人則是不好的品行；善於自省、自責的人可以成全別人的仁善之舉；相反，不善於自省、自責的人則會發展自己的不良習氣。所以，教育子孫一定要以德育為重，並注重教育方法。
孟子從其“性善論”出發，提出了教育目標是“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強調智力的平等性，從“生知”、“良知”出發要達到“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培養目標。他認為，聖人之所以能成為聖人，取決於他們積極向善的主觀願望。隻有經過思考、反省，人才能找到自己內心固有的善性，不用心思考就得不到。
在荀子看來，教育目的是培養由士到聖人的各種治術人才，他要求教育培養能推行禮法的“賢能之士”，或者說是具有儒家學者身份且長於治國理政的各級官僚，這是對孔子“學而優則仕”思想的繼承。在教育內容方麵，荀子重視《詩》、《書》、《禮》、《樂》、《春秋》等儒家經籍的傳授。而諸經之中，荀子尤重《禮》、《樂》。他認為禮是自然與社會的最高法則，所以說：“學至乎《禮》而止矣。”他曾寫《樂論》一文，認為樂是表現情感的重要方式，“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以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的教育作用很大，“聲樂之人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他認為禮可使上下有別，樂可使上下和諧，禮樂並施就能“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善美相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