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和十五日下午，我和班上一位女同學陳慈一起到了成都，在紅星路的新巷子十九號院子裏敲響了艾蕪老人的門。開門的是一位高高瘦瘦的和藹老人——正是艾老。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艾蕪這位名聲遠播的老作家，這是一位非常平易、安詳、睿智的老人。這一次，我們對艾老進行了比較細致的采訪，從他的個人經曆到他的一些具體作品的寫作背景、作品的風格特色，他都一一耐心回答，他回答得很認真，絲毫不因我們的提問膚淺而拒絕、而輕視。這次采訪的內容經我們整理，發表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的《南充師院學報》上，據當時負責編輯工作的徐其超老師說，為了這個稿子他們還專門送呈艾老，請他予以校正後才發表的，應該說，其史料價值和準確度還是很高的。還有件事可以說說，就是關於發表這篇采訪文章的署名，也還經曆過一番波折呢。原來是學校擔心一男一女同班同學一起署名，有鼓勵後來的同學在校談戀愛之負麵影響，因此，堅決反對陳慈同時署名。沒有辦法，隻好以“張效民等”的方式署名。這裏把這個插曲寫出來，既帶有正名的意思，也是為了對於陳慈——我的同學、我的妻子的紀念，她已經在二〇〇五年五月因身患絕症，不幸離開了這個世界。
還是回到那次對於艾老的訪問吧。我們的采訪即將結束時，艾老起身拿出他剛剛出版不久的幾本著作，坐在桌前，微笑著看著我們，然後平靜地問：“我在這裏的贈書簽名怎麼寫好啊？”艾老肯定是看出我們的關係，但是因為第一次見麵，他也不好直接詢問，而使用這種含蓄的方式一語雙關地詢問著我們的關係。在得到確切答案後，艾老微笑著以他那特有的纖秀字體在贈送給我的《艾蕪中篇小說選》和《作家的童年》第三集上題字“贈給張效民陳慈同誌，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於成都”，看著艾老的題字，我們都感到十分溫暖。現在我打開艾老的題詞，心中仍然湧動著一種難以名狀的複雜的感覺。感動仍在、溫暖依舊、酸楚叢集。這以後直至一九八二年七月我大學畢業，我和艾老的聯係，我向艾老請教，都是通過書信。而艾老對我的來信也總是有問必答，有求必應。在這個階段裏，除了期待艾老的新作早日問世之外，我在胡孝章老師指導下閱讀了在學校圖書館能夠借閱的艾老的所有作品，開始了對於《艾蕪年譜》的編撰。還應學校汪澤樹老師之約，為學校校外函授輔導寫過一篇文章，就是分析艾老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小說《石青嫂子》的文章。那時汪老師負責編寫學校的校外本專科函授的輔導讀物，他知道我比較專注於艾老的作品，因此讓我來完成這個任務，當然也包含著對學生的提攜之意，這是我當時就能體會得到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我們大學畢業了。學校領導考慮到我在校期間發表過幾篇論文（除了對艾老作品開展研究外，我和張康、陳慈兩位同學還對唐代孟浩然的作品開展研究，我也在中華書局年出版的《文史知識》上發表過小文章），有點研究興趣，把我分配到距離成都比較近的成都師專工作。我非常感謝學校領導對我的照顧，高高興興地去成都師專報了到。接待我的中文係主任在和我談工作分配時詢問我的意見，告訴我說中文係有幾門課缺教師，是外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漢語，而先我報到的一位四川師大的畢業生已經選擇了外國文學。我就選了中國現代文學，其實，我本來是希望在中國古典文學方麵下點功夫的。不是自己有這個能力，而是“文革”剛剛結束，似乎搞中國古典文學可以離現實政治遠一點。但是選中國現代文學我也很高興，因為這樣就可以有更多時間研究艾老的作品了。
成都師專雖然前麵冠有成都二字，其實並不在成都，而是在距離成都四十八公裏的彭縣（即現在的彭州市）。那時從彭州到成都一定會經過一個叫新繁的小鎮。新繁解放前也是一個縣，縣城就在這個鎮上，解放後這個縣被撤了，現在屬於新都區管轄。彭州、新繁都是艾老少年時代生活過的地方，在成都師專工作，距離成都不遠，距離艾老的老家更近，對於我的艾老研究工作的開展是很方便的。
有了這樣的方便條件，我和艾老的聯係更加緊密。那時授課任務不重，課餘時候，經常到成都艾老家中拜望。有時出差途經成都，也去艾老家中拜見，經常也可以見到王老——王蕾嘉老人。王老對我的拜訪也很歡迎。記得有次去萬縣參加省師專教院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會的會議，或者也許是參加由萬縣師專舉辦的何其芳研討會，大約是在冬季的一個日子裏，在艾老家裏再次見王蕾嘉老人，在告辭時，王老拉著我把桌上的酒芯糖塞滿了我的兩個衣兜。說實在話，那是我此前見到過的最為精美、最為豪奢的糖果了。印著精美圖案的糖紙包裹著一粒粒形狀十分考究的糖果，放在嘴裏一咬，就溢出些許酒漿來，滿嘴就洋溢著五糧液酒的芳香。使人至今難忘，至今懷念。
從成都去萬縣，要在傍晚時分先乘火車到重慶，還要換乘輪船才能到達，真可謂長途跋涉，十分辛苦。大冬天的，穿著一身棉衣，坐在成都到重慶的慢車上，在夜色中搖搖晃晃地行進，早晨五點多鍾達到重慶，緊接著就是匆匆忙忙地趕到朝天門碼頭，買上去萬縣的船票，等候一兩個小時才坐上船，這才顧得理理隨身帶的東西，這才發現，裝在棉衣上兩個口袋裏的酒芯糖果早就被擠扁了。真是“窮光蛋過不起富家日子”啊！現在想起，仍然覺得十分可惜，也更加懷念艾蕪和王蕾嘉兩位親切可敬的老人。
總之是，我得到了艾老本人及其家屬的認可，可以經常自由拜訪。艾老有一些接待活動，他也通知我去參加。比如，一九八四年十二月，青海師大中文係教授範泉先生帶著他的研究生劉為民、李懷亮因為編寫《中國現代文學流派史》來成都拜訪艾老，這項工程我也參加了，艾老就寫信要我參加。艾老和範泉先生是老朋友。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範泉先生主編當時著名的文藝刊物《文藝春秋》，艾老在那本有名的刊物上曾經發表過作品，與範泉先生結下了友誼。範先生是上海人，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上海時期曾經為黨做了不少工作，皖南事變後營救過新四軍重要的領導幹部譚啟龍。解放後範先生擔任上海出版學校校長，因為著名文藝理論家的揭發，說他是國民黨的暗藏特務，因而受到諸多極不公正的待遇，被發配青海的邊遠酷寒山區數十年，曆盡艱辛，可謂九死一生。直到改革開放後，譚啟龍同誌複出擔任青海省委書記時才被解放，調到青海師大中文係擔任教授。他說，因為這位著名理論家在檢舉他後不久，也遭到了沉重打擊，投進監獄幾十年，遭遇比範泉先生還慘，所以就不在公開場合點他的名了。聽範先生說到這些往事，我感到他同情那位理論家，顯示出範先生寬和的心態。這次範老艾老相見各自暢談經曆，氣氛熱烈。我的印象，艾老所設家宴也十分豐盛精美。其中一道叫作“雞鬧”的菜是我第一次吃到的，確實顯示了艾老待朋友的熱情，也顯示出川菜的精美。記得曾經打聽過這個菜的做法，艾老向大家介紹說，這個菜是將雞胸脯的肉剁碎，再把雞蛋清打散，混合一起，充分攪拌勻後，加作料蒸出來的。範泉先生後來調回上海，擔任上海書店出版社編輯，他老當益壯，主持編輯出版了《中國近代文學大係》。那時他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學流派史》，因為工作繁重，委托上海社科院潘頌德研究員改編成《中國現代文學流派社團詞典》，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現在範泉先生也已經作古，但是他那種壯心不已的情懷，他的為文化文學事業孜孜不倦的精神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卻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我也經常就一些相關問題直接向艾老提問。比如，就艾老的籍貫問題，他在《我的童年時代》一書中說是湖北麻城縣（今為麻城市），但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麵世的《湯氏家譜》中卻說是“湖南洞口縣”。就此，我詢問艾老，他答複說“當然應該依據家譜的說法”。我還帶我的學生去艾老家中向他請教。當時學校主張多帶領學生開展課外研究活動，我就成立了艾蕪研究小組，開了一門選修課艾蕪研究。帶學生去艾老家中，他也非常歡迎，非常熱情地回答著青年學子們七嘴八舌的各種提問，一點也不覺得麻煩。在艾老家中，一九八七年艾老骨折後在醫院裏，我多次去看望，現在也記不住究竟有多少次，但是印象深刻的是在艾老家中我還見到了四川大學的艾蕪研究專家毛文和黃莉茹，他們也鼓勵我認真深入研究艾老的作品。一九九〇年八月末的一天，我受《雲南文化報》的委托，以該報特約記者的名義，在醫院裏對艾老進行了采訪。說到雲南，艾老非常興奮，他眼中閃現著向往的光芒，深情地回憶起對於雲南的美好印象。他說，雲南並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落後、封閉，而是很早就十分開放的。他說，那時雲南思茅一帶受法國文化影響很深，滇西受英國文化影響也很大。雲南人民接觸西方文明比內地很多地方都要早得多。這次訪問一共持續了兩個多小時，艾老一點也不覺得辛苦。訪問記在《雲南文化報》上發表，據說還得到了雲南省委宣傳部的表揚。一九九一年我還和龔明德兄一起陪同著名詩人、人民文學出版社著名編輯家牛漢先生拜訪過艾老。後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學史料》刊物上發表的艾老的一係列回憶性文章，就是在這次拜訪中由牛漢先生向艾老約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