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金丁
一
一九八七年五月我有幸再到蘇州，離別這座古城，整整五十年了。湊巧這次住在十全街，據說離司前街不遠，穿過書院巷和三多巷，步行約二十分鍾可到。
我是五十四年前從上海被押送到司前街高法第三分監的。不知現在能否找到三分監的舊址。其實司前街是什麼樣子，在我記憶中也很模糊了。
我去司前街的那天上午，天很晴朗，向過往行人問路時，才發現那條短短的街道竟是南北向的。街北口路西的一排高樓，是蘇州公安局看守所，也就是我要尋訪的往日第三分監。
還是兩扇大鐵門，鐵門大開，可沒有站崗的門衛。記得當年門口有幾層高台階，現在不見了。我注意到傳達室旁的那間低矮的南平房，還是老樣子，不是我愛人給看守兩塊錢，能在那裏會麵嗎？一般探監的，總是被領到隔著網狀鐵條的板牆兩邊，在看守的監視下，談那麼幾分鍾的。
我取出了相機，麵對著鐵門和南平房，從南北兩側，拍了幾張照片。留個紀念吧！五十年間，我是怎樣活過來的？
走出司前街北口，想不到道前街的馬路那麼寬闊，往前不遠就是繁華的人民路，我想一直走到火車站。當年我不就是戴著手銬，在這條路上被押解到司前街嗎？
這天晚上，我沒想到會那麼興奮，老是想著白天看到的監獄的鐵門和牢房。我仿佛又聽到從牢房的一角唱起了嘹亮的歌聲：“走上前去，曙光在前，同誌們奮鬥。團結起來到明天，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實現。”我又回到自己經曆的青年的歲月了，而一個非常熟悉的聲音正在給我讀著：“啊，悲哀喲，我們的和好，沒有接吻，沒有擁抱，你看我，我看你，相見在木牢。”這不正是艾蕪同誌當時寫下的詩句嗎？
一九三三年先後和我被關進第三分監的，在左翼文化人中，艾蕪之外，還有宋之的和周江豐。而今，比我們年輕的老宋和江豐，都已作了古人。艾蕪年長，但也不過二十九歲。二十九歲呀，不是柔石同誌就在龍華犧牲了嗎？
我和艾蕪在三分監共患難的時間不長，大約兩個多月後他就出獄了。但多年來我們都在懷念那難忘的日子。他是我在三分監裏遇到的第一個熟人，同住一個弄堂，牢房相鄰。除了放風的時間之外，他幾乎每天都在那悶熱吵鬧的牢房裏寫他的小說。我記得後來他發表的《歐洲的風》和《咆哮的許家屯》就是在那時候寫的。是在他的鼓勵下，我才寫了《兩種人》和《煙》，分別寄給了《現代》和《春光》。我們也讀了一些傑出的外國文學作品。記得是讀魯迅譯的《一天的工作》時，有幾次艾蕪特別興奮地談著他對肖洛霍夫《父親》的體會心得。我傾心地聽著，並為在內戰時代那位哥薩克老人的艱難處境而深感痛苦，也因這位文學大師驚人的藝術才能而受到鼓舞。即使現在，我也無法忘記那年邁的船夫是如何訴說內心的創傷。是啊，“生活，生活，究竟到什麼時候才是你這壞透了的生活的收場呢”？船夫密吉夏拉有九個孩子，大的兩個兒子參加了紅軍。他曾眼看著哥薩克騎兵是如何殺死他第二個兒子，而更不幸、更殘酷的是，他又不得不一個人親自押送大兒子到聯隊本部去。在半途中他終於把親愛的兒子放走了：“走吧，孩子，我的良心還沒有睡著。”然而，一轉念到家裏還有七個小的孩子都要靠他才能活下去，“他從肩上卸下了槍……隻一按，就直打在兒子的脊梁上了”。多年過去了，他現在還是白天黑夜都沒有休息，為的是不讓孩子缺少一片麵包。可是他那十六歲的女兒對他說：“爸爸，我不願和你同桌吃東西，我一看見你的兩隻手，就記起了你是用了這手殺掉哥哥的。”就這樣，他每天要在兒女們敵對的目光下，忍氣吞聲，他盼望能有個搭船渡河的好人，判斷一下，他怎能受得下去呢？
我曾說，監獄對我是一所非同尋常的大學校，它培養了我對革命的堅定信念，也使我有幸在同誌戰友的影響下，通過文學藝術的途徑，開拓了我對人生的視野，提高了寫作的能力。因此，我常常想念艾蕪。
二
六月上旬，我在蘇州司前街拍攝的照片，已經擴印好。我準備寫封信把照片寄給艾蕪同誌的那天晚上，接沙汀同誌手書，說是因為心髒病發作，艾蕪已經住進了醫院，裝了起搏器後，效果還好。這意外的消息，幾乎使我不願相信。和我相識五十年以上的老友中，艾蕪的健康情況，要算是令人放心的了，怎麼也輪到他非裝上起搏器不可呢？
我木然呆坐在燈下，心情很亂，要寫的信，終於無從動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