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庭棟
我的高中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綿陽南山上的綿陽高中就讀的，這所全國名校當時的師資主力是抗日戰爭時期從山東撤到四川辦學的著名的國立六中，不少老師的水平都很高。有一位語文老師曾經離開課本，花了幾堂課的時間向我們介紹中外文學名著，老師在黑板上一邊寫一邊講，讓我們全部都仔細抄下來，“熟悉門牌號碼”。後來才知道，這就是在給我們傳授一點“目錄學”的啟蒙。我就是在那時知道了當時還在四川生活和創作的鄉前輩艾蕪和沙汀的主要作品，並開始從圖書館借閱他們的作品。在我的印象中，我最先讀的艾老作品是《百煉成鋼》。
記不清是一九六三年還是一九六四年，就是在川大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從校圖書館借到了艾老的《南行記》，一下子就被牢牢地吸引住了，一口氣讀完之後，又讀了第二遍，然後就推薦給同學看。我們寢室住了三人，項楚讀了一遍，諶貽祝讀了兩遍，我們一起就著書中的人物議論，一起就著書中的事物遐想。諶貽祝在昆明長大，熟悉雲南的風土民情，當然有著更多更親更獨到的見解。由於讀得用心，議得熱烈，以至把書中的很多詞語變成了口頭禪。例如，書中以緬甸語稱警察為“扁達”，從此以後我們三人就把現實生活中的警察也喊為“扁達”，一直喊了好幾年（我們三人同屆，一九六五年畢業。當時的高教部按照當時的政治空氣，認為研究生都是“象牙塔中的修正主義苗子”，一律不予分配，下鄉參加“四清”運動，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四清”未完，“文革”又起，又通知我們留校參加“文革”，在“大風大浪中煉紅心”。這一“革”就“革”了個沒完沒了，一直到一九六八年秋天，在“全國山河一片紅”之後，我們才勉強分配離校，所以我們的研究生生涯長達六年），直到畢業離校分手。
說實話，我年輕時的閱讀量是很大的，我國著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基本上全部讀過（這與如今一年出版上萬部文學作品的海量大不相同，所以我才會有這樣的福氣），可是唯獨對《南行記》讀過兩遍，而且真正是愛不釋手，絕對是印象深刻。為什麼？應當有以下幾方麵原因。
第一，它給我這樣的青年人打開了一扇新奇的大門，讓我和書中的那個青年，那個“我”一道走進南國的異域天方，去體察少數民族的別樣風情，去感受幾十年前的奇聞趣事，去愛和恨那些一個個特別鮮活的、在身邊絕對見不到甚至想不到的人物，去滿足青年人都有的強烈的好奇。
第二，書中不斷出現的“異”和“奇”，在作者的筆下是那麼充滿人情味，那麼充滿詩情畫意，一點也不感到恐怖和壓抑，甚至不怎麼感到痛苦（實際上，無論是作者的親曆還是作者所描寫，那一段日子是極為艱苦甚至痛苦的），反而有真想讓自己也去走上一走、試上一試的欲望和衝動。若幹年後，我曾經重讀《南行記》，也曾經觀看改編的電視劇，當年曾經有過的感動與衝動就明顯有所降低。作品未變，而是自己不再年輕了，缺乏激情了。
第三，不能說《南行記》是四川方言作品，但的確使用了大量的成都地區的方言詞彙，讓我極感親切。當年讀它時，同寢室的項楚是浙江人，諶貽祝是雲南人，我就充當了他們的方言顧問。我記得書一翻開就有不少，諸如“夜白飛”就是我們口中的蝙蝠，“鬼冬哥”就是我們口中的貓頭鷹。一讀到這些，好親切呀！
更為記憶深刻的是以下兩件事。
三十年前，我在出版社工作，大家的玩笑世界中有一個我們單位的“耳朵協會”，簡稱“協”，有會長、副會長，會員則不太固定，隨時可能會有新會員被大家認定而列名其中。在笑談中，我曾經說到，“耳朵”之稱早已有之，而且還見諸經典名著。大家不信，我說請查《南行記》。有認真者真的去查了，還真的查出來了，真是在《南行記》中就寫過“耳朵”，而且含義與我們今天口中的“耳朵”完全相同。所以，我社“協”的李會長還有點鄭重其事地對文藝編輯室的熟人說：“請轉告艾老，我們請他老人家出任我們的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