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本其多年創作之經驗，寫成本書。書凡四篇，長八萬餘字。關於文學的本質，學習文學與創作的方法，以及目前文學運動的思潮等問題，莫不有詳細的敘述。本書最大的特點，不是空洞抽象的理論敘述，而是指導寫作的具體說明，每篇舉例甚多，許多著名的作品，都有周密的分析。而著者的文字，更深入淺出，把一些深奧的問題，娓娓講來生動有趣，讀者不但對於文學經驗有所了解，而且是寫作最寶貴的指針。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艾蕪在成都為一九八一年六月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版印行的簡體字橫排本《文學手冊》寫的《重印後記》中說道：“解放後，這本書沒有再印了，連出這本書的文化供應社也不存在了。”對此艾蕪記憶出錯，一九五一年三月該書在北京最後一回以文化供應社的名義加印，紅色字的版權頁上的印地和印數是“京再版1500冊”。
上述增訂本的各個印本全據同一紙型印出，沒有版本學意義方麵的差別，其中任何一個印本都是“增訂本《文學手冊》”的原貌。
關於對此書初版本的修改，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二日艾蕪為此增訂本所作《後記》寫道：
這本《文學手冊》增訂本是根據作者去年出的《文學手冊》來改寫的。因《文學手冊》出版一年後，多蒙友人愛護，得到不少的批評，又蒙讀者不棄，來信提出作者未曾談及的其他問題。同時作者亦感到有好些不滿意的地方，故將其盡量改訂，該補充的加以補充，該改寫的加以改寫。所費時日和精力，亦差不多和寫《文學手冊》相等。
詳細對讀《文學手冊》的初版本和增訂本，隻感到後者是對前者的方向完全一致的進一步豐富和擴充。如此受到歡迎的書，何以在“解放後”的首都隻印一千五百冊呢？這是一個重要信號，預示了該書的不合時宜——即與“新時代”有些格格不入。
果然，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何其芳寫了一封專談《文學手冊》的長信給艾蕪，從各個方麵當然“主要是有關思想和方向方麵的問題”做了居高臨下的“暢談”，下麵順序摘錄。
《文學手冊》的“缺點主要是有關思想和方向方麵的問題講得太少，太不明確”，“應該多花點時間增訂一下，把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毛主席的文藝理論中的一些基本原則扼要地通俗地寫進去。應說明文學是意識形態，在階級社會裏是有階級性的，不管自覺或不自覺，都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應說明今天的文學工作者應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並力求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以反映工農兵為他們的作品的主要內容。因此從事文學工作的人必須參加工農兵群眾，學習馬列主義”；“第六節《文學的主要功用是什麼》，應改寫。這一節應按照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做嚴格的說明”；語言這一段“可以參照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中的關於語言的說明，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來“改寫”；“第三十三頁第四行，恐不應過分講我們的文字的缺點，也應講一些優點。可參照人民日報六月六日關於語言的社論”；“第九十頁，我覺得不必講香港英帝國主義者辦的學校如何‘重視’文藝”；“講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一節，可參考近來蘇聯的文藝理論改寫”……
何其芳的信有三千七八百字，末尾還說“怕信過重，就寫到這裏為止吧”。艾蕪讀信時，他不會因最後一句的“這些意見不一定對，僅提供你參考而已”感到輕鬆，他當然清楚此信就是代表著文藝界最高領導層的聲音，必須照辦！
和當時的廣大從“舊社會”跨入“新社會”的文藝工作者一樣，艾蕪也想“緊跟形勢”，他馬上根據何其芳的意見，在一九五一年三月文化供應社北京印本上進行修改。我有幸見到留有艾蕪手跡的這個未能刊印的修改本的全部影抄件，將主要的修改內容轉述如下。
應該說，何其芳在信中提出的主要問題，艾蕪都盡量地做了補寫和改動。在《目錄》第一頁增加兩個小標題《六 學習文學需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嗎？》《七 學習文學需要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嗎？》。在正文第六、七、八頁，多次補入“勞動人民”“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字眼。在第七十二頁、第一百四十三頁改補進“階級不同”“階級性”和“階級”共六處。第八十七頁談到讀書時補入“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及毛澤東主席等人的著作”。在第九十九頁補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第一百頁將“研究人生”改為“研究現實生活”。第一百一十三頁將“新哲學社會科學”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第一百三十八頁一個小節的末尾補入“我所以在前麵再三強調我們文學工作者要首先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為了要正確地認識和理解我們現代新的人物”。在《文學手冊》正文最後一頁即第二百二十頁，補入“亦即是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