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明德
一九三九年十月成立於廣西桂林的文化供應社營運不到一年就露出了不景氣的勢頭，當時擔任該社出版部主任的宋雲彬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一日的日記中就有“文供社前途暗淡”的載錄。為了振興文化供應社，該社同仁們商量策劃了一套以青少年讀者為對象的普及性質的文化讀物。這套讀物的書名每本都隻有四個字，後兩個字為“手冊”，當然有青少年求學者非讀不可的號召力。現在可見實物的確證已經出版了的此套讀物有廖伯華的《珠算手冊》、楊承芳的《英文手冊》、野夫的《木刻手冊》、冼群的《戲劇手冊》以及下麵要敘述的艾蕪的《文學手冊》。
文化供應社的編輯宋雲彬和傅彬然都知道自一九三九年一月起就來到桂林的艾蕪有一個習慣：他隨時隨地總帶著一個小本子，注意記錄別人生動活潑或者富有個性的說話，即便在鬧哄哄的市場上，聽到小販一句富於形象性的話他也會馬上記下來；從一個廣西老婆子的口中，艾蕪甚至記錄下幾十首寶貴的歌謠。這樣，《文學手冊》的作者當然就非艾蕪莫屬了。艾蕪晚年回憶道：“有時覺得人家說得好，就隨手記了下來。有時報紙雜誌要我談談寫作經驗，便也把古今中外作家的談話，寫去發表。後來桂林文化供應社要我寫本文學入門一類的書，我就用平素的筆記報紙雜誌上的文學短論，加以係統化，再研究一次，又充實一些材料進去，便成了《文學手冊》。”艾蕪自己輕鬆地交稿後，還覺得《文學手冊》是他無意中集成的一部讀書筆記。正趕上艾蕪要去香港，他並沒有看重這部僅僅動用了平時的積累而在寫作時不花大氣力的隻有七萬字的書稿，連版權都留給了文化供應社。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三日，艾蕪結束全稿後，寫下不長的《後記》。這《後記》再版時被抽去，不再為人所知，故全文抄錄如下：
由愛好文藝而從事寫作，在這一段路上，我自己的確像瞎子一樣，是摸索著走的，而且也走了不少的冤枉路。但終於沒有迷途，還能向一個文藝工作者應走的路上走去，這不能不感謝一些前輩作家的。他們談的文藝修養，談的創作經驗，雖然有時隻走短短的一段，但也像黑夜中的火炬似的，照見了我們應走的路，使我們不致摸索，感到迷茫。
現在我寫的這一本書，便是把過去許多作家的經驗之談，有係統地編在一塊，仿佛在黑夜的路上，沿途安置無數的火炬似的。希望有愛好文藝而又願從事寫作的人，不致再像我似的胡亂摸索，走許多冤枉路。
又這本書，是偏於文學修養一方麵，目的在幫助文學愛好者，從事文學修養的基本工作，故關於專門詳細講論詩歌、小說、戲劇、文藝思潮以及文學史之類，都暫時劃在本書範圍以外。
在這抗戰時期，參考書不容易找到，幸賴友人多方幫助，才勉強編成了這本小書。如巴夫林林徐西東蘆荻劉麟孫陵陳爾冬周鋼鳴諸兄，都能把他們心愛的書，放在我這裏有數月之久，是不能不深為感謝的。又雲彬兄代查參考資料，亦極使作者感激。
這個初版本一九四一年三月印五千冊，七月再版又加印五千冊，而後是三版、四版，第四版還是“普及版”，當然是書價不高，一般的讀者和窮學生也買得起。無疑地，《文學手冊》已經成了深受廣大讀者歡迎的暢銷書，為文化供應社銷量最大的書。同行中友善者如巴金和魯彥力勸艾蕪收回版權，艾蕪自己也意識到如此受到歡迎的書應該好好地認真修訂一下再印。於是，他與文化供應社負責人幾度磋商，決定用三個月時間弄一個增訂本出來，仍交由文化供應社印行。
就在修訂《文學手冊》的時候，艾蕪家裏留住著一個專程來桂林慕名向他求教的浙江籍文學青年曹湘渠（筆名“風砂”）。修訂工作結束後，艾蕪讓曹君讀了一遍，並興奮地對曹君說：“這才對得起讀者了！”增訂本多出了六萬字，總字數是初版本的近兩倍，添補最多的是關於語言的部分。《文學手冊》修訂本以“增訂五版”的名義一九四二年十月印行。這個“增訂本《文學手冊》”在桂林印了兩次，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增訂七版上市不久，因湘桂戰爭爆發，文化供應社攜帶該書紙型在香港於一九四六年四月、一九四七年九月加印兩次，又於一九四八年十月、一九四九年四月在上海以“青年自學指導手冊”的叢書名印了“新三版”和“新四版”。
《文學手冊》經過增訂後，一直被文化供應社視為重點書。統一製版附在該社八種手冊各卷卷末的書目廣告置於醒目位置占了一半篇幅的就是《文學手冊》。加花邊的《文學手冊》廣告，除了“艾蕪著”和書價“四元五角”外，還有近兩百字的一段生動實在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