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義芝
二〇〇六年偶然的因緣結識王沙女士，始知她是中國新文學史上傑出作家艾蕪先生的兒媳。
二〇〇六年那一趟成都行，我最大的收獲不在遊樂山和峨眉山、去到幾所大學演講，而是進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新文學史補課，初窺艾蕪先生的文學成就。過去因國共敵對、兩岸隔絕，導致中國新文學史也人為斷裂，許多中國新文學名家並不為台灣青年所知。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禁忌才慢慢解除。然而修補斷層，需要一個時代的人加倍努力，此前我無緣認識艾蕪先生並不奇怪。
艾蕪文學這門課的補修，緣自湯繼湘、王沙夫婦送了我一本艾蕪著的《想到漂泊》。我帶回台灣細細閱讀，極其驚豔，沒想到早在七八十年前中國就有如此偉大的旅行家、如此深刻的旅行文學。艾蕪的滇緬書寫，不但早於沈從文的《湘行散記》，也比沈從文的行腳悠長、曲折而艱難。
艾蕪先生說：“窮困的漂泊，比富裕的旅行，更令人感到興味而神往。”窮困的滋味不會好受，窮困的旅行之所以令人感到興味，因為那是真正的漫遊，在冒險中接觸陌生、不可預知的事物，逼出生命力；艾蕪強調的是精神麵的收獲。
年輕時的艾蕪向往契訶夫式的漂泊：“變成一個流浪者，一個香客，到那些聖地去，住在寺裏、林中、湖畔。夏天的晚上，坐在回教（伊斯蘭教）禮拜堂前的凳上……”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赤腳從四川到緬甸，通過雲南的山區、蠻荒部落、邊境的大江：
由四川到雲南，由雲南到緬甸，一路上是帶著書，帶著紙筆，和一隻用細麻索吊著頸子的墨水瓶的。在小客店的油燈下，樹蔭覆著的山坡上，都為了要消除一個人的寂寞起見，便把小紙本放在膝頭，抒寫些見聞和斷想……墨水瓶和紙筆，從不曾離開過一天。即使替別人挑擔子，我也要把它好好地放在主人的竹筐內的。
這一段話出自一九三四年的一篇回憶稿《墨水瓶掛在頸子上寫作的》。艾蕪先生說他有一位遠房叔父是古遊俠少年一類的袍哥，而我生在清朝四川的父親年少時也參加過袍哥會。艾蕪先生說他的祖母不大識字，但記得很多民間口傳的故事，我的母親晚年才學識字，但育兒階段就能憑口傳記憶講一些精怪故事、報恩傳奇，使我的童年沒有少掉想象力的鍛煉。我一麵讀一麵想，覺得跟這位老前輩親極了。
他去到的地方很多是少數民族自治區，例如岩峽陡險、江流凶猛、煙鎖嶺頭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江底之夜》描寫投宿一家馬店，油燈、蛛網、黴味，女老板拖帶著三個小孩，暗中翻看他的包袱，想打劫值錢的東西，夜半還有一個男人來燕好，送了一顆大南瓜，篇末作者看見牆上一幀照片，原來這女人的丈夫當過排長而陣亡。現實生活中女人的粗橫與身世的淒涼形成強烈對比。翻攪起讀者多重感受。艾蕪旅行所記，多屬這一類命運吊詭、富含張力的人生圖像。
再看《舍資之夜》。舍資是滇西驛站，雲南彝族區，一個“仇視陌生人的鎮市”，在那裏他先是投宿連連遭拒，後來在賣燒酒的攤子碰到一個醉漢願意帶他回家過夜，結果醉漢醉得不行了，認錯家門，遭門內一串罵聲：“挨刀刀兒的，挨棒棒兒的……”幸好遇見一個團丁才問到了他家，但他太太罵他“酒鬼，哪個叫你回來的？你怎麼不醉死在外麵哪！”，這時酒徒醉得更深，已軟癱在階下打起了鼾，山野隱約傳來一下兩下的土槍響。這筆法仿佛杜甫筆下的“如聞泣幽咽”，雖然情節、情調大不同，手法是一樣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