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樹德
一
一九三九年二月，艾蕪全家由湖南寧遠經永州，在湘桂鐵路的冷水灘車站上車直奔桂林，到桂林時已經是農曆春節的前夕。他看到牆上貼著《救亡日報》準備在桂林複刊的消息，便想起報社的熟人林林。他找到了林林，經林林介紹，艾蕪一家先在太平路十二號的《救亡日報》社住下，後來又搬到東郊施家園住了半年，一九四〇年後，他們在離城五裏的觀音山腳下路易·艾黎為辦工農合作社而建造的簡易竹屋定居下來，在這裏一住就是五年，直到一九四四年五月離開桂林經貴陽去重慶。在他觀音山腳住處的周圍有不少空地，他便帶著妻女開荒種菜，而且還養豬。可見當時生活的清苦，但他的心情卻很愉快。在此期間，艾蕪除積極參加“文協”桂林分會的活動，短期擔任《桂林晚報·獨秀峰》編輯，並於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在逸仙中學教過書外，主要的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寫作上。
艾蕪之所以要離開湖南寧遠到廣西桂林來，一方麵是戰局的影響，當時武漢、廣州相繼淪陷，湖南處於被夾擊的地位，長沙常遭敵機的轟炸，“遙遠的後方”也離前線越來越近了；另一方麵，也有生活上的原因，以及為了發表文章和出版作品的方便。他後來在回答法國葛安寧的信中，說到為什麼離開寧遠：“因生活方麵的不方便，又有些困難，便到了廣西的桂林居住，桂林文化發達，可以發表文章出版書籍。”
事實確實如此，一個主要靠寫作來養家糊口的作家，在寧遠那樣偏僻的地方，既難於與文學界的友人來往交流，又沒有可供發表作品的報紙刊物，這對艾蕪來說是極不方便的，這也是他在寧遠一年多的時間寫得不多、發表得更少的主要原因。
桂林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從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到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桂林被譽為“文化城”，不僅在國民黨統治區，就是在國內外都有著廣泛的影響。在這一時期，聚集在桂林的文化人有一千多名，聞名全國的也在二百人以上。他們其中有文化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有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就以文學界為例，就有茅盾、巴金、郭沫若、夏衍、邵荃麟、林林、王魯彥、王西彥、艾青、胡風、章靳以、張天翼、端木蕻良、司馬文森、駱賓基、穆木天、聶紺弩等人，這些人當中有不少是艾蕪的朋友，如巴金、林林、王魯彥等。
抗戰前，桂林隻有幾家小的報刊、書店和出版社。在這期間，報刊、書店和出版社，有如雨後春筍般創辦起來。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桂林前後有各類書店、出版社共一百八十餘家，出版刊物三十九種，其中文學刊物達二十二種，有報紙十七家，超過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比較有影響的書店和出版社有生活書店、新知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讀書生活出版社、文化供應社、三戶圖書社、大地圖書公司等，廣大讀者喜愛的刊物有王魯彥主編的《文藝雜誌》、熊佛西主編的《文學創作》、邵荃麟主編的《文化雜誌》、夏衍主編的《野草》、司馬文森主編的《文藝生活》等。
當時桂林還有許多進步的文化團體，如王魯彥、夏衍、巴金為首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文協）桂林分會，以李樺、賴少其、黃新波為首的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以田漢、瞿白音為首的新中國劇社，以範長江為首的國際新聞社，以及抗敵演劇社、孩子劇團等等。
對於當時桂林呈現的這種文化繁榮、民眾救亡情緒高漲的情景，文藝評論家周鋼鳴以“文人薈萃，書店林立，新作迭出，好戲連台”來加以概括，並稱讚說“繁花競秀，盛極一時”。
來到這樣一個環境中，艾蕪如魚得水，他的創作熱情被激發了出來，所以抗戰期間桂林五年，是艾蕪創作大豐收的五年。
二
這段時間，盡管不時有敵機轟炸，有時候也恐慌，但對艾蕪來說，還是相對安定的。他的創作熱情異常高漲，五年間，除前麵提到的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在象鼻山下的逸仙中學教過一段書外，其餘時間幾乎全部投入寫作中，平均下來，他每個月都要寫出五六萬字的作品，所以艾蕪成了抗戰時期寫作最勤奮、作品最多的作家之一。就是靠了他的一支筆，使這個六口之家，雖然談不上多麼富裕，但畢竟度過了抗戰時期的艱苦歲月。
總計起來，這個時期艾蕪共創作和出版了十個短篇小說集、一個中篇集、一部散文隨筆、一部文學評論，完成兩部長篇小說的初稿。下麵我們列表做個簡介。
需要說明的是，其中有些作品是跨時期的，有的是在來桂林前完成，而在桂林期間出版，有的是在桂林期間寫成並發表了部分章節，離開桂林以後才正式出版。例如短篇小說集《逃荒》中有《荒山上》等三篇是抗戰前的作品，另一篇《兩代人》是抗戰爆發後在上海創作，但是在他到桂林期間出版。《回鄉》《我的旅伴》是在桂林期間完成，但離開桂林後才出版，還有一些其他類似情況，在上表的備注中做了簡要說明。
三
艾蕪在桂林生活了近五年半的時間，經曆了抗日戰爭的大部分艱苦歲月。他這一階段的創作也是追隨著時代，與時代潮流同步的。他把個人的創作與民族的命運，與人民的生活緊密地結合起來，他與祖國同命運，與人民共呼吸，他的創作也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發生了一些改變。內容上看，這期間艾蕪在桂林的創作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