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鴻
中國現代作家艾蕪是編輯名家範泉最親密的朋友之一。在範泉幾十年的編輯生涯裏，無論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主編上海《文藝春秋》、香港《星島日報·文藝》，或是“十年浩劫”之後在青海主編《中小學語文教學》，繼而在上海主編《文化老人話人生》，以及與柯靈合編“文史探索書係”叢書時，艾蕪都是他熱情而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在這樣曆時久遠而又密切的合作中，他倆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範泉非常珍惜他們的情誼，除了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八年因“南京暗探”案深陷劫難的漫漫二十二年彼此音問不通之外，他始終與艾蕪保持著非常親密的聯係和非常真誠的莫逆之交，這種友誼貫穿了他們的一生。
據範泉的回憶，他與艾蕪之間的聯係，始於茅盾的介紹，時間是一九四六年五月下旬茅盾從重慶複員回到上海之後。其實對於艾蕪，範泉早就仰慕已久。一九四〇年初，範泉剛剛踏入上海文壇時，曾與吳景崧合編《學生生活》半月刊。這個麵向青年學生的刊物有一個欄目“讀破萬卷書”，專門摘登茅盾、巴金、靳以、曹靖華、臧克家、王統照等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片斷，艾蕪的作品《海潮》便在其內。文字雖然不長，但編者範泉對艾蕪的重視和關注，卻不言而喻，這可以說是他倆以後相知相交的一個遠因。
自此之後，範泉先後主編過《中美日報》副刊《堡壘》和《集納》，編過《生活與實踐叢刊》《青年知識文庫》等多種刊物、叢書，已經在一係列編輯實務的曆練中成熟起來。在此期間，範泉對艾蕪的關注從未稍有消減。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在為《文藝春秋叢刊》第三輯《春雷》所寫的《編後》中特別提到“此次桂林告急，文化人流離失所”，“艾蕪、司馬文森等流亡至柳州”的消息，並說明：“詳情見本期《桂林作家的流亡》一文”。而在《桂林作家的流亡》
一文中，便有對艾蕪的重點報道：
艾蕪在柳州，一家六口，簡直陷於窮途。雖然文協救濟了他一萬五千元，數目不能算少，但要回到他那闊別十年的故鄉，卻還是成為問題。他在這次逃難途中，嚐盡了流亡的辛酸，搭車時曾遭到一位有車可乘的朋友的拒絕。
到一九四六年，範泉手中正執掌著一個大型文藝刊物《文藝春秋》（後來又先後或同時主編了好幾種刊物和叢刊等），迫切需要眾多名家名作的支持，這時茅盾為他介紹艾蕪，對於範泉而言，自然是雪中送炭，求之不得。於是他馬上馳函向遠在四川的艾蕪約稿，艾蕪也顯然立即予以熱烈響應，因為當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藝春秋》第三卷第二期上，就登出了艾蕪短篇小說《敲豬草的孩子》。這無疑是一個美好的開端，由此肇始了範泉與艾蕪之間的長達數十年的合作和友情。
這裏，不妨盤點一下此後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前艾蕪在範泉主編的刊物所發表的作品。
一九四七年，《文藝春秋》有短篇小說《都市的憂鬱》（七月十五日五卷一期）、《石青嫂子》（九月十五日五卷三期）；《文藝叢刊》有短篇小說《田園的憂鬱》（十月第一集《腳印》）、散文《旅途通信》（十二月第三集《邊地》）；《星島日報·文藝》有短篇小說《在卡拉巴士第》（十二月一日第一期）、散文《旅情——重慶到上海的通信》（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五期）。
一九四八年，《文藝春秋》有長篇小說《我的幼年時代》（一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五日六卷一期至六期）、短篇小說《豬》（七月十五日七卷一期）、《流浪人——〈南行記〉續編之一》（七卷五期）；《星島日報·文藝》有散文《到柳州的第一天——亂離雜記·回憶錄之一》（二月二十三日第十三期）、《海——回憶錄之一》（三月十五日第十六期）、《四叔父——憶舊之一》（六月十四日第二九期）、小說《豬》（六月二十八日第三一期、七月五日第三二期）、《山路》（十月十八日第四五期）。另外，艾蕪的短篇小說集《煙霧》收入範泉主編的“中原文學”叢書，該年七月由上海中原出版社出版。“注釋1”
一九四九年，《文藝春秋》有散文《海——回憶錄之一》（一月十五日八卷一期）。
此外，艾蕪之妻、散文作家王蕾嘉此間也為範泉提供了兩篇長篇散文，一是《邊地——一篇逃難的回憶》，連載於《文藝叢刊》第三集《邊地》和第四集《雪花》，二是《離鄉——北伐期間逃難記》，載《文藝春秋》第六卷第五期，均署名蕾嘉。
從上述可見，在他們開始交往後短短兩年多的時間內，艾蕪及其妻子在範泉主編的刊物上發表作品二十三次，除去重複的，計短篇小說八篇、長篇小說一部、散文六篇“注釋2”，又在他編的叢書裏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說集。如此高的頻率、如此多的數量，在同時期的作者中，是相當突出的一位，充分反映出作家艾蕪對編者範泉的傾力支持。
必須指出的是，這段時間其實正是範泉被進步文藝界一些人懷疑為“國民黨文化特務”的階段。一九四五年九月，範泉受國民黨中宣部特派員詹文滸的邀請，抽空去他辦公室協助清理日偽文化產業問題。在當時抗戰剛剛勝利、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的特定形勢下，範泉短期幫忙做清理敵產的工作，並不涉及詹文滸的其他事務，也未參加國民黨組織，本來無可非議；然而，由於詹文滸國民黨官員的身份，此事被許廣平得知後，立即引起她的警覺和懷疑，繼而廣為傳播，乃至中共地下黨相關負責人馮乃超、林淡秋還關照豐村、臧克家、陳白塵等進步作家不要再為範泉寫稿。現在已經查明，許廣平率先發難，一九四七年十月她在上海《時與文》第二卷第六期發表《〈魯迅傳〉序》一文，公開指責範泉翻譯的《魯迅傳》（日本小田嶽夫原作）是“為日黷武主義者借詞解脫”，並竭力撇清自己與這本譯著的關係。幾乎同時，豐村、臧克家、陳白塵等一直為《文藝春秋》撰稿的作家，從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藝春秋》五卷四期之後，都消失了蹤影。甚至連介紹艾蕪與範泉相識的茅盾，早在一九四七年六月起就已經不再為《文藝春秋》供稿。艾蕪是著名的左翼作家，他當時就在上海，對進步文壇關於範泉的流言不可能毫無所知，但是，憑著自己對範泉及其主編的《文藝春秋》等刊物的審察和了解，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為之撰稿，可見他對範泉的信賴。
就範泉而言，能夠與自己景仰的著名前輩作家艾蕪相識，自然感到非常榮幸。尤其是艾蕪為人樸實謙和，又看好範泉和他主編的《文藝春秋》，不斷向他提供優質稿件，更給予他莫大的鼓舞。因此他對艾蕪的作品的處理，從一開始就極為重視。艾蕪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敲豬草的孩子》發表時，範泉不但將它編在該期的前列（僅排在郭沫若、茅盾作品之後），並且在目錄頁上的篇名采用大號手寫體，顯得格外醒目；同時在《編後》中還強調指出：
發表在本期的文字之中，特別應當向讀者推薦的，是艾蕪先生的短篇《敲豬草的孩子》和王西彥先生的長篇《微賤的人》。《敲豬草的孩子》帶給了我們一種鄉野的充滿了自然美的鮮明的色彩，那野孩子的強韌而活潑的性格將永遠跳躍在我們的記憶裏。
隨後，在五卷三期發表艾蕪的小說力作《石青嫂子》時，範泉又在該期《編後》做了特別推薦，雲：
艾蕪先生自重慶來到上海以後，在一間幾乎是堆棧一般的鬥室裏，首先為本刊寫下了一個有力的短篇：《石青嫂子》。這篇小說裏的女主人公，當“環境”硬要把她的生命連“根”拔起的時候，她卻咬緊了牙齒，那麼執著地，攀拉住泥土，去創造她的新生命。我們相信每一個讀者閱讀了她，都會感動得流下悲憤的熱淚。
作為編者，範泉對艾蕪作品的厚愛和推重，可以說是溢於言表。
艾蕪的短篇小說集《煙霧》被範泉納入自己主編的“中原文學”叢書時，範泉親自為之撰寫了廣告，雲：
這裏包含作者最近半年來精心撰寫的五個短篇小說：《都市的憂鬱》《田野的憂鬱》《石青嫂子》《重逢》《小家庭的風波》。內《石青嫂子》等篇，發表以後，即為文藝界所一致稱頌。而從五篇小說的內容和意識上看，則一致地揭露了這個大時代的“煙霧”，令人讀來從憂鬱中感到奮發，從哀淒中茁長了不可屈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