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鋒
艾蕪是成都本土作家，但他縱跨半個多世紀的三次南行，給他的文學創作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南行是艾蕪人生最銷魂的事，成為他的文學之根。因為南行，成就了南行記係列小說，以異域情調為文壇關注；而故鄉是揮之不去的，回望家園，描寫岷沱流域，故鄉係列小說以展現蜀地文化為特色。艾蕪的藝術之旅就在異域與本土之間。從成都走向滇緬，走向東南亞，意味著艾蕪從本土走進了世界，他的國際化視野給他的創作帶來了獨到之處。
一、異國他鄉的人生尋找
南行，給艾蕪帶來新的人生視野，他在異國他鄉尋找新的人生境界，從而構建了自己獨特的小說世界。艾蕪在《我的青年時代》中說到南行：“仿佛一隻關久了的老鷹，要把牢籠的痛苦和恥辱全行忘掉，必須飛到更廣闊、更遙遠的天空去的一樣”，“才能抒吐出胸中的一口悶氣”。“注釋1”南行之前艾蕪以詩明誌：“安得舉雙翼，激昂舞太空。蜀山無奇處，吾去乘長風。”南行是艾蕪為了擺脫蜀中沉悶、痛苦的主動選擇。這就決定艾蕪在“長風”吹拂下要去尋找一個與蜀中“牢籠”式的生活根本不同的人生境界，以填補蜀中人生的缺陷。《南行記》開篇艾蕪安排《人生哲學的一課》，絕不是隨意的。南行是艾蕪的大學，從中接受了社會教育和人生哲學。一九四三年，艾蕪在《〈漂泊雜記〉改版後記》中自述到，他寫漂泊生活，隻寫使他心神向往並感到留戀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山間剛剛冒起的玫瑰朝日，是抹著晨光朝露的豐饒原野，是將我帶到新鮮地方的坦坦旅途，是引起我高聲呼嘯的林中歌鳥”，因為這一切都使人感到自由而且快活。“注釋2”“自由而且快活”，也許就是南行之旅，艾蕪尋找的人生境界。在《我的旅伴》中，抬滑竿的老何、老朱對萍水相逢的“我”關心備至，時時處處替“我”著想，兩顆金子般的心映照出世道的險惡與不平。正是這兩位靠出賣體力謀生的人深深地影響了“我”。“我留著他們性情中的純金，作為我的財產，使我的精神生活，永遠豐饒而又富裕。”滇緬邊地的人際關係更接近原生態：簡潔、單純、講義氣、重然諾、慷慨豪爽、心地善良、樂於助人、熱愛自由。艾蕪將“文明世界”設置為背景，專注於描寫在奇異的環境中為生存而掙紮的各色“粗人”“野人”，挖掘他們在無望的掙紮中所體現出來的人性，以及他們放浪於奇山異水的“自由”與“快活”。
艾蕪對“自由”與“快活”的推崇，其實是對專製的社會秩序，對安分、順從的國民性格，對分等級、明尊卑的儒家觀念的否定。《南行記》描寫的邊地是一個眾生平等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等級秩序、身份係統被全部消解，人與人之間沒有貴賤、尊卑、優劣、高低、貧富之分，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朋友，風雨同舟，和衷共濟，生死、患難、甘苦大家一起度過。《荒山上》中的人“四海為家，銀子錢，大把大把的，合著朋友使，日子過得比皇帝老哥兒還受用”。邊地世界人與人平等相處，擺脫了等級意識、身份觀念的糾纏，像大自然中的一群飛鳥或一群猴子，自由自在，無拘無束。艾蕪對荒山野嶺充滿了深深的摯愛之情，對其間散發出的原始蠻力心醉神迷。凶險的高山、凶惡的江水、險象環生的峽穀、陰森恐怖的叢林，是滇緬邊地人生存的自由空間，他們盡力施展自己的本性，展現出最本真、最原始的生存狀態。這樣的異域人生可以“滋補”老化、柔弱的國民肢體。
一九一五年，陳獨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針》中疾呼“獸性主義”：
獸性之特長謂何？曰，意誌頑狠，善鬥不屈也；曰，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賴本能，不依他為活也；曰，順性率真，不飾偽自文也。皙種之人，殖民事業遍於大地，唯此獸性故；日本稱霸亞洲，唯此獸性故。
陳獨秀進而反思道：
餘每見吾國曾受教育之青年，手無縛雞之力，心無一夫之雄；白麵纖腰，嫵媚若處子；畏寒怯熱，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國民，將何以任重而致遠乎！他日而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張之貫徹也？他日而為軍人，焉能戮力疆場，百戰不屈也？他日而為宗教家，焉能投跡穹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為實業家，焉能思穹百藝，排萬難，冒萬險，乘風破浪，製勝萬裏外也？紈絝子弟，遍於國中；樸茂青年，等諸麟鳳；欲以此角勝世界文明之猛獸，豈有濟乎？“注釋3”
這樣的決絕之言，旨在召喚一代青年生出“獸性”。艾蕪是吃五四的奶長大的，他從家鄉新繁步行到成都讀書，後來毅然南行漂泊，顯示出對“獸性”的推崇。當其在行走中遭遇時代大潮衝擊圈外的粗人、野人、蠻人，艾蕪“發現”了他們身上特異的人性光彩。南行係列作品自始至終濃墨重彩描繪被社會拋出了正常軌道的一個特殊群體，諸如扒手、小偷、強盜、偷馬賊、流浪漢、鹽販子、私煙販子、趕馬人、抬滑竿的……他們都沒有“正式”職業，屬於“另類”群體，其謀生方式並不符合“正道”，按照“文明世界”的說法屬於“不務正業”“道德敗壞”“違法亂紀”“為非作歹”。艾蕪極力表現他們剛健、坦蕩、灑脫、率真、講義氣、重然諾的性格和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慷慨豪爽、原始自然的品性。楊義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認為，艾蕪“以自由生命的意識平視南國和異域野性未馴的奇特男女，使之在蔑視現實的聖教倫理和官家法律中顯示出一種大寫的‘人’的尊嚴”“注釋4”。他們原生態的“真”反照著因儒家文化而形成的習慣性的“假”；他們內心深處的“善”消解著外在形式的“惡”，或者說他們有“惡中之善”。通過異域人生的觀照，艾蕪以滇緬邊地“另類”人生的書寫完成了人生的尋找，顯示了獨特的文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