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紅亞
一
魯迅的《孔乙己》創作於一九一八年的冬天，最初發表於翌年第六卷第四號的《新青年》上。雖然“單在描寫社會上的或一種生活”，但作為從舊時代過來的魯迅，身處聚族而居的新台門內，對科舉製度於普通百姓的毒害是非常熟悉的：遠房叔祖周子京，為了謀取功名參加鄉試，奈何才疏學淺，無法仕進，最後發瘋而死；族叔周仲翔考取秀才後再也不能進學，為了生計與人合夥開了鹹亨酒店，由於隻會讀聖賢書，不懂經營之道，不到兩年酒店就倒閉了。如果說這些發生在家族裏的事情對魯迅的影響還不是很大的話，那麼發生在自己家裏的事則給他帶來了更深痛的體驗：祖父因為科場行賄案被投入杭州大牢，判為監斬候，每年的秋末冬初，一家人在擔驚受怕下還要為保住祖父的命而賣田賣地四處籌錢；父親被革去秀才後，受不了如此巨大的打擊而病魔纏身，年僅三十七歲就離開了人世；而魯迅自己更是在此家道中落的路途中，飽嚐了從一個衣食無憂的少爺淪落為乞食者的巨大心理屈辱，看透了人間的世態炎涼。魯迅後來談到，他對《孔乙己》這篇小說特別喜愛，恐怕這也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吧。
如果說封建保守的江浙小鎮生活促使魯迅“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那麼比他出生晚二十餘年，與浙東相隔千裏的四川地區的艾蕪，其生活狀態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由於曆史原因，中華民國成立前後，四川就一直處於軍閥混戰的局麵，產生了大大小小的軍閥幾十個，為了爭奪鹽稅權等利益，僅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的二十年間，就發生大小軍閥混戰四百七十多次，老百姓經常處於“城頭變幻大王旗”的生活狀態中。艾蕪就出生在這樣一個環境裏。不過，真正使艾蕪體會到了生活的不易，也更清楚地見識到了在軍閥混戰的世道，讓本來守著土地生活的普通人被迫離鄉背井，漂泊異鄉，遊離於正常的生活軌道的，則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一年，長達六年的滇緬邊境的流浪生活。這段流浪生活不但使艾蕪飽嚐了“下層人民的苦痛和辛酸”，流浪途中的所見所聞、所體驗所認知，也促使喜愛寫作的艾蕪拿起筆，把眾多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小人物的命運濃縮在《南行記》中。創作於一九三四年上海時期的《左手行禮的兵士》就是根據作者漂泊生涯第一站的昆明一家紅十字會醫院裏做雜役時的見聞而創作的。
《孔乙己》和《左手行禮的兵士》非常符合魯迅寫給沙汀和艾蕪的回信《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中所提到的兩種類型，魯迅當屬第一種：“非同階級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襲擊，撕其麵具，當比不熟悉此種情形者更加有力”，正因為魯迅出身於舊的階級，熟知孔乙己這一類人的劣根性，才能以手中的筆生動地刻畫出這類人的形象，並直指其內心深處。同樣地，由於艾蕪在流浪的路途中，碰到了許許多多由於軍閥混戰而流離失所的普通人，他們的“生活狀態，當隨時代而變更，後來的作者，也許不及看見，隨時記載下來，至少也可以做這一時代的記錄”。遵循魯迅提出的“選材要嚴，開掘要深”的寫作意見，艾蕪將受軍閥混戰影響的小人物的命運展示在其作品中。
二
剛出場時的孔乙己“身材很高大”，顯然這時的他還有勞動的能力，如果肯勞動，他還是能夠養活自己的。但事實上，他“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胡子”——顯然，他好吃懶做，又去做偷書的勾當了。而當別人觸動到他最隱痛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時，他的“臉上籠上了一層灰色”，那種頹唐、無奈、不安全都顯露在了酒客們麵前。孔乙己最後一次來到酒店是在被打折了腿後，他的臉是“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了：長期浸淫於“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促使孔乙己不願也不能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到最後，成了一個既無法出賣智力也不能出賣體力的人，等待他的，隻能是走向死亡。吳大經作為一個被拉去做壯丁的農民，小說開場時，“給痛苦咬成蒼白的汙膩麵孔上，一個鄉下人那麼樸實而愚拙的影子，卻還遺留著在”：當他笨拙地用左手敬禮引起旁人的哄笑時，他的臉因此變紅了。也許他也知道他這樣的行禮方式是不對的，但小農民的習氣告訴他如果不這樣和醫院裏的人搞好關係，就不能早點兒得到治療，也就不能早點兒回家，因為“官長早已答允”他，等他傷口好了就放他回家了。所以雖然戰爭使他的右手受了傷，但他的內心還是充滿著希望的。當他第二次來到醫院時，他的“麵貌仍同先前一樣老實而愚拙，隻是多一層黯然的氣色，並且更瘦削些了”。受到官長的欺騙，被迫再次為了軍閥們的爭奪地盤而做著提著腦袋的事情，這時的吳大經，“陰沉著臉”“眼光很呆滯”，即使傷好了後，他也是“低著憂鬱的臉，頹然地去了”：他已經對能夠再次回到故土不再抱有希望了。到了小說末尾，他由於經曆了那麼多次的被戲弄，在身心兩方麵都遭到戕害，而且故土難回，失去了安身立命最根本的土地，他已“長發蓬亂”，成了一名乞丐。雖然小說中沒有出現他的臉色的描述，但從字裏行間我們分明能夠感覺到，那必將不再是當初那個樸實的、愚拙的，內心存著回到故鄉土地上安安分分地勞作生活希望的吳大經了，而隻會是一個對未來不再抱有幻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