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君
今天我翻開《艾蕪文集》卷十讀到《雜草集》時，忽然想起我幾年前淘到的一本舊書中似乎有艾蕪的作品。當我翻出這本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由胡天編著在成都出版的《滬戰寫真》時，果然發現了這篇《別上海》。
這本書是搜集淞滬抗戰資料後編寫的。編者將上海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起至十月二十八日止發生的大事史料搜集到一起並附在書末，那些記述這些事件的文章寫作的時間最遲在十一月十九日，編者的《小序》作於十二月十日。其內容主要是新聞、人物特寫及戰事分析等，共分十部分。《別上海》收在第九部分《上海退出記》中，原文發表在《大公報》。編者的編選標準分為兩部分：“搜集的這些文字，可以當作曆史讀，又可當作小說筆記讀。”作者中有著名的郭沫若、夏衍、冰心、艾蕪等，但大多是不著名或未署名的新聞稿，並且標注有原文登載的報刊名及日期，這套《艾蕪文集》（隻有個別標注有出版時間和出版社，如《江上行》）同許多作家作品集一樣，既不標注所收作者過去作品結集出版的信息，又不標注新增了哪些篇目有用多了。明顯的例子是《南行記》最初隻收集了八篇，解放後作家出版社修訂出版時增加了不少，人民文學出版社再修訂出版時又增加了些，這對一般無法得到初版本的讀者來說哪些作品是解放前寫的，哪些是解放後寫的都無法分辨，更無從說能夠對比了。
我有意將《別上海》兩種版本的文字進行了對比，修改得不多。有些是有意改的，有的是改錯了的，有的是改得失去原意的，也有個別是改對了的。比如：
“對這住居過五六年的地方，一向因其畸形的發育，造成天堂地獄的兩極端表現，原是沒有什麼好感的，到這時也不知不覺地襲來了說不出的惜別”，現在改“天堂地獄”為“貧富懸殊”，改“惜別”為“情別”，似乎是有意這麼改的；
“一則一喜，一則一懼”改“懼”為“憂”，此處引用《論語》原文，若改，意思倒是貼近，但標點符號就該重新標注了；
“爭著買票，爭著擠到出口去”，改“買”為“賣”，明顯改錯了；
“打有補丁銻鍋子”改“補丁銻鍋子”為“補丁的鐵鍋子”，其實前者也對。
我在讀《漂泊雜記》和《雜草集》等時，發現裏麵涉及的時間，可以推斷出作者的準確或大致行程時間。在《別上海》的開頭提到“十一月初頭幾天”以及結尾的“半夜後三點鍾光景”，似乎沒有明確的時間，但在《滬杭路上》卻載有詳細時間“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四日，早上三點鍾，車從破爛的南站開行時”，而且“大家從三日下午四五點鍾在微雨中等了大半夜車”。《別上海》說作者到南站天也黑了，和“七點多鍾的光景，開走了去杭州的車子，我們這批到鎮江和南京的，便留在屋頂破爛的月台上，蹲在泥水中，直等到半夜後三點鍾之久”基本吻合，《滬杭路上》寫到，火車剛開走不遠，然而因一位母親找孩子，司機隻有將駛出的車倒開回車站。據此可以推斷艾蕪抗戰期間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下午到上海的南站等火車，離開上海的準確時間十一月四日淩晨三點多鍾，盡管火車又倒回來但再次離開時天仍未亮。離開後不久作者寫了這篇《別上海》，並由《大公報》發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再由在成都的胡天將其作為離開上海的真實寫照收入《滬戰寫真》一書出版。
那麼艾蕪離開上海後的日程是否可考呢？其實在其他散文和小說集中也能發現些線索，比如《桂林遭炸記》，作者在蘇州的時間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江上行》透露的信息：坐了三天火車十一月六日傍晚到了鎮江。
但是否艾蕪文章透露的信息就都可靠呢？那倒不一定，我試著揣測一下艾蕪被緬英當局驅逐出境的大致時間。
按作者在《艾蕪文集》卷一《序言》的說法，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作者等因同情緬甸達拉瓦底縣農民暴動寫些文章被捕關押至一九三一年一月末尾，然後被押上船驅逐，作者的說法很籠統是在“一九三一年春天”。作者在《緬變事略》記有暴動的時間：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夜半，在押解回國的途中沒有注明明確的時間，隻在《歸來》一文說是“陰曆十二月份”，今查萬年曆此段時間為：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臘月初一）至二月十六日（臘月二十九），對照一下似乎有矛盾，作者此處說的“一九三一年春天”是按公曆說的，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即離開香港的時間不會超過二月十六日。《華緬人械鬥記》描述的時間是在“一九三一年春天”作者還在報社時的見聞，是在暴動“蔓延著的時候”。這個時間段無論按公曆還是陰曆，作者都不太可能參與，大概隻是小說家言吧？
再讀艾蕪
癸巳年的農曆七月十一日，我在鄉下祭祖，接到一位書友電話，說是發現一本艾蕪先生的簽名本，我一陣激動，讓他給我留著。放下電話，我的腦海裏不禁浮現出艾蕪先生的部分作品裏的人物形象來……
我最初知道艾蕪的名字是在高中時讀某本課外書，大概是作家的自述，“艾蕪”之名取自於《小五義》中一位俠士“艾虎”，後來知道這個筆名還有不少的說法，但俠士的行走江湖與作家的漂泊頗相似，隻是二者的目的不同吧。由於我們那裏地處偏僻，能買到的書實在有限，《小五義》還是我在一位遠房親戚家讀到的。當時在一個下雨天的下午，到第二天早上厚厚的一本書囫圇吞棗地翻了一遍，但意猶未盡，想借這書詳讀卻被告知不外借——少年時代，我曾在別人家看到好幾本喜歡的書，但一概不外借，今天想來，老輩人說的“要惜字紙”，家裏帶字的紙是不能隨便亂扔和踩踏的，那麼對書的不外借大概也是出於對文化的一種敬畏吧！由於圖書的資源實在有限，所以我那時讀過的書印象就比較深刻，後來自己想盡辦法又購得《七俠五義》等書，到現在我的心裏“艾虎”的俠義形象仍然生動。但接觸到艾蕪的作品卻是數年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