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時首先看到的是電視劇《邊寨人家的曆史》（後來才知道這是《南行記續篇》中的一篇），對裏麵的故事情節、濃鬱的民族風情非常感興趣，對故事描述的時間跨度以及艾蕪出現在劇裏覺得非常真實。後來又看了電影《漂泊奇遇》，對“我”、野貓子、夜白飛等人物就更加深了印象，而且一直以為“我”就是艾蕪本人，對那時艾蕪能到處漂泊羨慕不已，年少時的夢想就是向往能到處旅行，看見美麗的風景，遇到傳奇的人和事……我從舊書攤上買到的第一本艾蕪著作是多卷本的《艾蕪文集》——從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起開始出版至一九八九年八月出完：第一至三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四至十卷由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雖然為不同的出版社但封麵裝幀等風格卻保持了一致，這套書比較全麵地包含了不少作者在解放後不曾重印或者沒發表過的作品。我讀了《〈南行記〉後記》才知道此書出版於解放前，當時隻有八篇作品，解放後作者還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南行，每次都有新作發表，可以說，南行題材始終貫穿於作者的寫作生涯，而電視劇正是根據這些素材，有了時光的穿插。電影也是把幾篇短篇小說的人物糅合在一起加以再創造的產物。後來讀到一些傳記才知道有了艾蕪的南行所見所聞所感才有了《南行記》《漂泊雜記》等作品的問世，書中既有作者的影子，更有再創作（但作者始終經曆其中也是我覺得故事真實的一個原因），我當初的想法才有了再次更新的認識，但渴望到處旅行仍是心中的夢想，盡管艾蕪的漂泊是迫不得已甚至多半充斥著心酸與痛苦。
捧著這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四月北京新一版的《南行記》，翻到發黃的書名頁，在空白處赫然寫著“敬贈給陳中輝同誌艾蕪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九號成都”。書很普通，但簽名卻很難得，看見它很親切，就仿佛書中的人物再一次鮮活起來。我近年買書很注意版本的選擇，比如作者、版別、版次、裝幀設計、紙張、裝訂、印數等都是我考量的因素，但自己喜愛的作家簽名本卻是我的首選。
當捧著一本有著作家手澤的簽名本時，我會想：作者和受贈者什麼關係？是同事，朋友還是讀者？作者是在何種情況下寫作此書的？他要表達什麼主題？看見作者的筆跡，摩挲著這本書，似乎就一下子拉近了與作者的距離，仿佛還能和作者對話似的，盡管作者早已永遠離開了他的讀者；更重要的是簽名本還能對作家的年譜有所補充。當我再一次從《人生哲學的一課》讀起時，我才發現數年前我的讀書多半隻是對故事情節的感興趣，而今麵對早已熟悉的故事情節，我忽然發現關注的是寫景狀物、方言的運用以及隨著故事情節的推進作者表現出來的對下層人士的同情和對舊社會的抗訴等方麵的內容。作者對寫景狀物雖著墨不多，但幾乎每一篇都穿插有景物描寫，很能烘托出人物的心情，如《山峽中》江水的吼聲。作者對方言的大量運用使我想起另一位川籍作家李劼人，後者描寫的成都天回鎮（與艾蕪的家鄉很近）故事的《死水微瀾》，裏麵的敘述、人物都用方言，艾蕪小說的人物不僅僅為四川人，但裏麵的方言如“默到”“呻喚”（念“稱喚”，因痛苦呻吟狀）、“哽”“傷負”（念“傷夫”，有惹、傷害之意）等都是常用的地道的四川話。但敘述卻不一定用方言，如《我的旅伴》方言的巧妙運用在刻畫人物形象上顯得活靈活現。兩相比較覺得兩位作家的作品各有特色，這大概有作者的用語習慣或者地域性的考慮吧？也許若幹年後，這類生動的方言寫作會很少，能理解的人會更少了。我原來覺得作者寫的抗戰題材的作品主題不太鮮明，現在重讀《母親》後才發現那是一種含蓄或者委婉的表達方式。《我詛咒你那麼一笑》則是對那個社會的大聲抗訴，讀者讀後內心仍然有沉重感。
估計很多人年少時都有一個到處旅行或者冒險的夢，對此類文學作品也感到格外喜歡，比如外國作品馬克·吐溫的《湯姆·索亞曆險記》、史蒂文森的《金銀島》、阿拉伯民間故事《天方夜譚》中的不少篇章。但中國尤其是我們四川作家艾蕪的關於南行的作品一直留給我很深的印象，相信不僅僅是四川人，也不僅僅是年少的，以後也會有更多的人認識艾蕪，喜歡艾蕪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