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五四”後一代才女們的作品也是如此，她們精心塑造的一個個女性人物，反抗宗法社會的層層桎梏，今天的讀者已難以想象；她們欲愛不敢，欲恨不得的感情，在今天敢愛敢恨，敢欲敢死的女性麵前，顯得是那麼的“微不足道”。才女們在女性話語裏表達出的性愛觀念，與陳染、林白們的“超性別意識”相比，已原始得像一片枯葉的標本；她們的話語方式同種種“欲望敘事”、“文本實驗”等並陳，已失去了亮麗的光澤。但這絕不意味著她們的作品失去了美。恰恰相反，由於再也回不到那個大變革的時代，我們隻有透過她們去領略其實是超越時代的女人的愛欲、自由、理想和痛苦的真實。
我記得有位老學者這樣寫道：“女性底文學，實在是婉約文學的核心，實在是文學天國裏麵的一個最美麗的花園，我們隻看見許多文人學士在那裏做婦人語，我們隻看見許多詩人在搖頭擺尾地模擬那旖旎的情歌，……這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像的……婉約而溫柔的文學，總得女性來做才能更像樣，……可不是，無論文人怎樣肆力去體會女子的心情，總不如婦女自己所了解的真切；無論文人怎樣描寫閨怨傳神，總不如婦女自己表現自己的恰稱。”就女性寫女性來看，的確是這樣。一個男人是不大能窺透女人生活的某些層麵，女人們微妙的心理情感、情欲體驗，那份真切、細膩、親昵到旖旎幽微的滋味，怕是男性作家所難以企及的。
文學的成就不能單以性別論優劣。男人們頭腦裏女人的文字好像隻能是閨閣幽怨，充其量是給霸權的男性話語補白助興。“五四”一代女作家不再羞答答地躲藏於香閣繡幕下，而是傲然地以與男作家平等的地位成為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代開拓者。她們的出身門第和才學修養不遜於任何一位男作家，陳衡哲、冰心、廬隱、馮沅君、石評梅、淩叔華、蘇雪林，都出身於官宦人家、書香門第或已漸破落的舊式家庭。正因於此，她們對舊製度、舊家族的抨擊反抗，對社會、文化新思潮的認同參與才更猛烈和急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五四”才女的第一批創作成果是“問題小說”也就順理成章，是曆史的必然了。
文學是感情的產物，而女性的性格特征，最富於感情，女人寫起女人也就更擅長。現代才女們寫得最多的是婦女題材，以致有的男批評家願意把拓展了題材的才女作品說成看不出是女性的寫作當成一種獎賞，似乎女作家是專為寫女人而生，甚至有簡單到把女性寫女人的性及其他視為女性寫作，把女性寫男人的性及其他視為女權寫作。世上隻有人的文學，卻沒有男人的文學和女人的文學。事實上，清楚了這再簡單不過的一點，一切關於女性主義的文學的鎖定便顯得毫無意義，說膚淺也可以。
基於這一點，女性文學的真正含義應當是指女性寫的文學作品，而非女性寫作本身。單把女性文學挑出來示眾，倒有文學本該是男性專利的味道，似乎女性文學成了文學的妾。
無論小說、散文，才女們的語言風格多富有抒情性和音樂感，這使她們的作品在承繼了古代才女詩、詞、曲、賦韻文文學的基礎上更把這個傳統發揚在了小說和散文創作上。二十年代的冰心、淩叔華如此；到三十年代，丁玲、蕭紅在情感濃度和抒寫張力上都較前深刻強烈，刻劃人物也更往心理深層挖掘，但文字的美致韻味依然。及至才驚豔絕的張愛玲，更把女性寫作引至一個意象豐富、情韻精微、充滿了光華神致的境界，製造出“張迷”無數，成為許多後繼才女們的大聖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