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終結(1 / 3)

1、“理想國”的遙遠夢影

蕭乾雖出生於宣統元年,但從懂事起就一直是共和國的公民了。以他最起碼的政治常識,帝製與共和的區別首先在於:前者是一個人或其王朝說了算,而共和則是每個公民都應有發言權。

然而從二十年代軍閥混戰到三十年代國民黨統治時期,不是張作霖、吳佩孚說了算,就是蔣介石說了算。遇有不同的聲音,輕則失蹤判刑,重則“飲彈龍華”。邵飄萍因言論而遭軍閥槍殺,蕭乾自己也在小小年紀因參加共青團而被關進張作霖的偵輯隊,要不是被他就讀的教會學校的洋校長保釋出去,也難保不丟命,因那是個可以不審就隨便槍斃人的地方。所以他說,1939年他不是從一個共和國,而是從一個實質上是帝製的國家前往英國的。看到人家的領導靠選票上台,不稱職的可以罷免或下次不選;看到即便在戰時,那裏的人民也言者無罪,對不適當、不合時宜甚至不順眼的事,即便對首相指名道姓地痛斥,也不至關監獄,更不會失蹤,自然好生羨慕。

叫他更難以理解的是,不但民間可以暢談國事,甚至正當英國獨自在對德、意法西斯作著民族存亡殊死戰的時刻,倫郭居然還在公開發行著兩家反戰的報紙:一份是從宗教上反戰的《和平新聞》,另一份是擁護納粹盟友——蘇聯的英共機關報《工人日報》。(當時蘇聯與納粹簽了友好協定)。邱吉爾首還相迫於輿論的壓力,曾向一個因在言論上與政府唱了反調而受處罰的老人賠禮道歉。換個地方,這兩份報紙即便政府不禁,民眾也會把它搗毀。

蕭乾看到二戰首先比的是人心向背,其次才是武器優劣。在他心目中,言與行是很難分的。大敵當前,除了奮起抗敵的主流之外,竟然還有唱反調的,國家處在生死關頭,卻出版反戰報紙,鼓吹和平,還不構成叛國行為?然而不,那自然會為正義之聲所壓倒。德軍飛機來襲,如有人朝天空打一下手電,即便出於疏忽,也輕饒不了,會處以重刑。而出版反戰報紙,仍屬言論,隻能容忍。

由四十年代蕭乾從英國發回的通訊特寫看,對民主、法製的肯定和對言論自由的提倡是貫穿始終的主題,其中尤以《輿論·廣播·宣傳》和《瑞士之行》為最。

瑞士在當時可說是歐洲最穩定而團結的國家,然而它卻是由三四個不同民族,且各有不同的語言和文化的民族所組成。蕭乾甚至覺得,同文同種也並非一個國家團結統一的首要條件。他感到是瑞士堅固的民族製度,把不同民族的人擰成一團。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誰也不是發號施令的主子,誰也不是奴才。社會上,政壇上,可以聽到各種不同的聲音,經過激烈的辯論,最終達到一致。《瑞士之行》便集中流露出他對這種民主自由氣氛的羨慕。但很快,他就認識到,他對瑞士的民主吹捧過了頭。

《輿論·廣播·宣傳》則更以許多實例來說明,越是國難當頭,越要講求民主。越是同集權的納粹作殊死戰,自家的民主傳統越不可丟。否則,這戰爭就沒有了意義。這表明,越講求民主,人民就會越擁護政府,因而國力就會更強大。

但作為一個東方人,蕭乾直到晚年仍不認為我們應把民主自由的尺度放那麼寬。我們像四十年代的反納粹戰爭一樣,許多地方仍在同貧窮、愚昧、野蠻和落後作著殊死戰。絕對自由是太奢侈了,但在共同目標下,不同的聲音還應是被允許的。為統一口徑而堵塞言路,得不償失。

不難看出,晚年蕭乾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已經打了折扣,而他在1946年到1948年那段,確是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從他這兩年間寫成的以《紅毛長談》為代表的雜文和為《大公報》所寫的上百篇社評能證明,他當時真的是把自由主義當成一種理想,一種抱負,一種根本的人生態度。

2、反諷:一把幽默的手術刀

《紅毛長談》是蕭乾作品中一部極富特色的政論諷刺雜文集,經曆了歐戰風雲的蕭乾從英國一回國,就陷入一種極度矛盾與痛苦的精神狀態中。到上海以後,他便想以洋人文白相雜、似通非通的文字寫個專欄。這樣,既可以隱瞞身份,本身又帶上些滑稽色彩。他當時正處在迷茫時期,旅英七載回來看到上海特務橫行,深惡痛絕。他和第二任妻子謝格溫的家就在深夜無端遭到過特務的騷擾。另外,他當時一心隻反內戰,根本沒什麼階級觀點,僅求不打仗,國人平安過日子。再者,回到闊別已久的上海,看到太多不順心的事,因此就在文字中以烏托幫的形式構造起自己的理想國,實際是夢想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

《法治與人治》是《紅毛長談》的開卷首篇,寫於1946年秋。文中暗示國民黨以防亂為名,向共產黨的解放區進攻,挑起內戰,而在宣傳上卻力避使用內戰字眼,以逃避罪責。他譴責國民黨,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為維護自己統治,消滅異己當然是最好的途徑。控製了新聞媒體,欺世瞞人也就來得容易。“中國人向來擇詞謹慎,蓋任何歐西國家,大亂之後,如他國平靜無事,埋首建設,而己國乒乓不息,必坦然承認起了哄,此醜貌,雖紐約五街之美容專家亦難裝飾者也,該國精力亦必傾於消解內哄。而貴國獨與內戰與內亂間作字句之斟酌。此足證貴國人士對文字之敏感,慎重,有分寸也。”另外,“貴國雖為古老文明,而仍不失少年之戰鬥性,此亦研究漢唐文化之歐人所意想不到者也。”對於這種內戰紛擾,每每念上一通可使國家個人種種問題都必迎刃而解的“國父遺囑”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在紅毛筆下,上海大世界可真榮光萬分。“每遇紅毛記者,輒稱之為偉大的同情者。滿城懸旗歡迎,小學生列隊呐喊,這當是政府主使所為。而一旦紅毛措辭不恭,便不準其發電報。事實上,紅毛記者之奉命來華,無異於三輪車自外灘而南市,職務所驅使者也。”

紅毛自稱來自歐洲人種文化宗教最複雜的一角,深知中國沒有天主、東正等新、舊教之分,且疆士廣闊,文化同一,應是得天獨厚的。所以內戰起伏,妨礙統一,人為之也。同時,“闊家小姐少爺極盡奢靡,滬埠之流線汽車,大飯店餐館之玉杯象箸,室裝溺器,可與秦阿房宮相比而毫不遜色。”尋常百姓,沒有金條,是住不進亭子間的。難怪紅毛慨歎,中國“精神上所缺者為公德守法,而物質最缺者,厥為屋頂也。”

不難看出,文章挖苦了國民黨用念遺囑代替建設,對洋記者一麵溜須拍馬,一麵又不許報道事實真相。同時,痛斥上海闊家公子小姐的糜爛,以及沒有金條租不到房子等國統區的情況。

蕭乾在文中流露出的反諷技巧常令人欽佩,例如文章最後那段深含哲理的幽默諷刺:紅毛在林中散步,被憑空撲來的一黑白犬在“餘小腿肉厚處狠狠咬了一口。餘忿然質問:汝獸類,奈何憑空噬我一口乎?犬夾尾答曰:我不咬你,你必舉足踢我矣!故先發製你。鳴呼,此中之悲劇也。”這段人獸對白,無疑是篇中精華。人無信任,犬無保障,便都會“先噬人以衛己。擁上前去以免落後,社會秩序勢必愈鬧愈亂。思故中國問題之根治,在終止人治,施行法治也。”這自然是蕭乾的善良意向,希望國共雙方避免內戰,化幹戈為玉帛,絕不能狗一般憑空撲咬。“然法治今年或可施行。避免在法治掩護下繼行人治則恐尚需時日耳。”

《中古政治》是紅毛的第二篇傑作,它以當時的中國不配法西斯化,反諷中國的政治體製依舊停留在中古時期。其實,蕭乾的用意並非僅限於此,他從多方麵對比了國民黨與德國納粹的異同,從另一個側麵揶撿中國竭力討好、奉承外國記者和外交官,“在歐美大都會華麗旅館請雞尾酒,重資津貼紅毛職業文人寫譽華文字,”試圖在國際社會確立中國如何民主的形象。同時譏俏中國在一些方麵尚不如法西斯。“夫法西斯者,一套政治機器也。中國生產未機器化,政治亦依然徘徊於中古時代。”

蕭乾把當時的國民黨中國比成一個發育不健全,營養不良的畸形兒,“太窮,需仰仗他人扶助,太弱,不敢向舉世挑戰。”她渴望著健壯和驃悍,無奈自身百孔千瘡,不得不靠正常的民主國家救濟和保護,撐起門麵,以求在畸形中繼續畸形地發展,不致淪落消亡。

這當然還隻是中國不配法西斯化的外在原因,根本原因則在“貴國人民之素質。”紅毛憑閱史書和與人接觸,斷言中國人民深入的個人主義氣息,“乃法西化大家最無辦法之事也。”

法西斯化重紀律,尚英雄崇拜,把整個國家幾乎變成一座兵營,人人都有尚武精神。而中國人則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耕田,吃飯,拉屎,生兒子,病了吃藥,死了入土;袁世凱可來,張宗昌可去,而中國農民卻最後仍是主人。中國人的這種國民性表明中國不太可能法西斯化,中國人的個人主義是法西斯化一道難以逾越的障礙。那種傳統的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人生哲學在中國人腦中根深蒂固,不管你以什麼主義、什麼思想或任何意識形態相加,他們都會一如既往地把自己封閉在土生土長的故土家園。

3、權利是把雙刃劍

很顯然,西方的個性主義與中國的個人主義形成的基礎不一樣,表現出來的方式也迥然不同。個性主義無疑是民主國家的產物,它以人權為基礎,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秩序裏享有充分的個性權利。而個人主義卻是專製集權的衍生物,一個人的思想便是所有人的思想,一個人的權力便是所有人的權利,決不許個性權利有任何生存的空間。換言之,個性主義與個人主義原本是一個東西,在民主國家,人人享有巨大的權利空間,尊重他人自由成為可能,個性主義得以張揚。而在強權獨裁下,個性權利被無端斬於馬下,其自身抗體發生變異,便自然生成了隻講一己私利的個人主義。我不享有權利,誰都別想享有權利。你自私自利,大家便都自私自利。也許人們的靈魂中都有一塊個性主義的自留地,隻有遇到適合的土壤和充足的陽光雨露,才會長出茂盛的莊稼。那便蕭乾所希望的,把中國的個人主義民主化。

“夫交通燈者,民主政治中之製度化也,而交通燈運到貴國改由警察開,也有如外國總統製運到貴國即變成袁世凱之皇帝一樣也。”蕭乾飽汲中西文化,對中國變換西方民主製的技法頗為了解,他以這樣一個意味深長的比喻來暗示,任何民主的東西到了國民黨手裏都會變樣,交通燈、總統製僅是一兩個方麵。

蕭乾意味深長地指出,交通信號的顏色全是由人來規定,紅色危險,綠色安全,找不出什麼理由,倘若哪個地方硬是規定紅色安全,那綠色便被視為可怕了。總之,這是文明社會的規定,在紅色與綠色中間,還有一過渡的黃色。他把這三種顏色分別比作國民黨、國共之間的無黨派人士和共產黨。國共雙方到底哪邊為紅並不重要,也沒什麼意義。重要的是,黃色的存在本身意義不大,但其作用卻在避免撞車慘禍。無黨派人士的作用也大致如此,他們雖不能阻止內戰的發生,更不能在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卻可以起到緩衝作用。正因為此,“國共雙方才在兩路口皆堵住龐大卡車之今日,盡力爭取黃色為己用。黃色或足以避免血肉飛濺之悲劇也。”而當紅、綠燈交相爭豔,國共重燃內戰烽火時,黃色就沒用了,隻能瞠目而視。所以,“此並非法西斯政治,而是中古時代之蠻性政治而已。”

蕭乾把交通燈下的警察比作當權者,他在紛亂交通的喧嚷聲中,佇立在太陽下,也算受盡了辛苦。即使為了那可憐的警察,也希望中國的政治交通加速自動化。蕭乾以一管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柔弱之筆,透過一連串的比喻,剖析了當時中國政治交通的混亂及根源。真正的出路在哪裏?蕭乾的答案是:需要的是容忍,守法,和一顆公道心!但他隨即慨歎,“中國的交通燈製已非局部改革所能為。”他把中國如何改革才能實現真正的自動化交通,即民主的秩序,留給了政治改革家。

4、“超階級”的困惑

《半夜三更國際夢》是《紅毛長談》中篇幅最長的,它不單記錄了紅毛的一夜三夢,更是對1948年前後中國國內政局,以及世界上幾大強國為在中國獲取巨大利益精打細算,互不相讓表演所做的專論。盡管文中都是夢中囈語,“各電皆係敝毛所杜撰,”但蕭乾“超階級”反內戰的傾向顯而易見。憂國憂民的蕭乾以其超凡的國際事務洞察力,近似荒誕的筆墨,描述了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國際舞台上的被動尷尬地位,國共間持久不停的內戰所造成的深重損失和混亂秩序,對未來中國提出了烏托幫式的設計,以此渲泄強烈的反戰情緒。同時,表達出渴望和平、向往民主的自由思想。

“俗語雲:夜長夢多。夫夢者,晝間下意識有所思,而夜眠織成之花樣也。”蕭乾是做夢高手,一夜三更全是洋洋灑灑的國際政治夢。曹雪芹《紅樓夢》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這篇也能算做是滿腹荒誕夢,一片赤誠心。

據說此文發表時,各界反應強烈,積極呼籲早日結束內戰。對於這第三次國內戰爭,蕭乾是純從中性的“超階級”立場出發,對國共雙方不偏不袒,各打五十大板。他不管哪家正義,對他戰爭本身就意味著屠戮。正像他後來深刻檢查的,他秉承的是《大公報》的不黨不派,崇尚自由、民主、和平,反對以任何借口、旗號所進行的戰爭。

蕭乾要表達的有兩層意思,一是對曠日持久的內戰痛心疾首,並一再以反諷的語言暗示,如此下去,內戰所造成的損失隻會比日本人給中國造成的損失更大,災難更深。同時,以編造的電文,杜撰的荒誕不經的事例,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假想,指責國共雙方不顧國際輿論,一味打內戰。另外,國共針鋒相對,卻也有相通處,如都認為國共逐鹿純屬內政,不希望別國幹涉;各以不同的方式都欲置對方於死地,奪取政權。

二是要表達民主思想。蕭乾在文末假擬一份國際社由漢城發來的電文,對未來中國提出了天真的設想:封鎖全部中國口岸,速將雙方軍隊繳械等消極方麵當不可取,但方案的積極方麵似還是較為理想的,如“首為成立聯合國代華實行三民主義委員會,以美蘇英法為常務理事。民族組工作為阻止任何外國人員幹涉華事。民權組工作之初步,係嚴格禁止警察無故搜查人民住宅,並認真實行身體自由法。第二步為盡量減少黨報及政府報紙,鼓勵民間報,並保障其言論自由。同時籌備大眩過渡時期,應開放政權,由各黨各派參加。”另外,文中還提出了認真辦理各種稅收及社會保險,發展教育,增進中國人健康的措施。這可以稱得上是蕭乾想像中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雛形了,是他的太陽城。

《紅毛長談》接下來的幾篇,《玫瑰好夢》、《神遊大西南》、《二十年後之南京》、《新舊上海》及附錄中的兩篇《中國舞台的歧途》、《中國音樂往哪裏走?》,其出發點都隻有一個,那就是針砭國民黨的獨裁專製,勾勒以英美民主政治為藍本的烏托邦理想國。蕭乾把蔣介石與中世紀權力無邊的羅馬教皇相提並論,把當時冥頑不化的中國喻為一座民主、自由、法治、民生四不像的舞台,政治仍停留在半蒙昧狀態。他還巧妙地以中西音樂之比較來觀照中西政治的差異:一是西洋音樂注重和諧,中國音樂有調無諧;二是歐洲音樂有固定樂譜,而中國音樂則沒有樂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