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好比一粒種籽，它最適宜在民主政治的土壤裏發芽成長。強權政治和集權專製是自由主義的兩大瘟神。對一個徹底的自由主義者來說，民主國家和獨裁統治，就好比前者是沙發，後者是斷頭台。在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條件下，中國人正享有著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中國的人權及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也是前所未有的好。我們正在大步邁進新世紀，我堅信在以江澤民同誌為首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中國在新世紀的未來前程似錦。
這裏所收蕭乾的雜文和社評，多是蕭乾50年前的自由主義言說，這些曾給他帶來“麻煩”，他也曾把這稱為自己在政治上“發生的一種岔子”。我當然相信，今天的讀者一定會舒服地躺在社會主義民主的“沙發”上，捧讀這部頗具思想史料價值和品格的書，而絕不信有誰會因與書中的自由主義思想產生共鳴而被送上斷頭台。
9、曆史的“真空”透明嗎？
與蕭乾忘年相交12年，真誠、善良、悲天憫人，是他給我留下的最真切的印象。他的真誠表現在他對自己、對別人、對創作的態度上；他的善良表現在同情弱者，向往美好的、理想的境界；而悲天憫人，則是一種心靈內在的東西，體現在方方麵麵，比如他在采訪二戰時的寫作視角。他去描寫德國飛機轟炸下的英國婦女；寫大詩人艾略特去作防空的巡視員；甚至寫小動物在二戰下的命運，這些都可以看作是他內心世界的表現吧。他認為一個作家，隻有具備了悲天憫人的情懷，才有可能寫出好的作品。
蕭乾一生的經曆頗富傳奇色彩，其中有許多的機緣巧合。同時，他這一生又經曆了那麼多的坎坷曲折。其實，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他出身貧苦，從小隨寡母寄居在親戚家，過著寄人籬下、忍氣吞聲的生活。因此，在他的性格中有脆弱、敏感、憂鬱的一麵。他很在乎自己，也很在乎別人怎樣看自己。而他的真誠、善良，又使他在受盡了別人的假話之苦之後，一定要向曾把他的作品批判為毒草和反動、“黑色”文藝的人們回答：蕭乾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他晚年不遺餘力地寫著回憶性的文章，有時經常重複自己。他一方麵是要反複解剖自己、證明自己。另一方麵，他怕別人不能完全理解他。他希望讓人們看到一個“透明”的蕭乾，留給時間和讀者去做“末日審判”。
“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是蕭乾晚年複出文壇以後為人為文的座右銘，他在《風雨平生——蕭乾口述自傳》的自序裏表示，90歲了，已沒什麼好怕的，要還曆史以本來的麵目。因此，他對一些著名文人在以往歲月的某些言行進行了直截了當、指名道姓的尖銳批評。這在作家的回憶錄中尚不多見。我的深切體會是，他這樣的寫法，絕不在僅僅揭示個人恩怨的是非曲直，更深的用意在於揭示中國知識分子心理的症結。他批評的目的顯然不為暴露某個人在曆史上的不光彩言行，而在引起後來者的反思和警醒。
王小波寫過一本《沉默的大多數》，指出中國人大多數是沉默者，敢於為真理呐喊的人少之又少，這是民族性格中的一個弱點。蕭乾即想通過此來揭露這種精神痼疾的可怕。比如文革時期，不要說作一個真理的呐喊者，就是作一個沉默者，也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而現實的情況是，多數人成了另外的一種“呐喊者”：為了自保，為了自己的升遷，為了自己的“榮譽”，不惜落井下石。
在批評別人的同時，蕭乾也在尖銳地剖析自己。像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他同樣有投身政治的熱情，希望在政治當中使自己的文學命運得到正明和認可。他真誠地麵對這一切，從來不粉飾有過這樣的心態，更不對自己的這種心態作幾十年之後的“升華”。
曆史學家湯因比說，曆史是勝利者的宣傳。那麼蕭乾有沒有以“勝利者”的姿態對自己進行“宣傳”呢？也即是對自己的曆史有所遮掩呢？我早已聽到一些說法，諸如蕭乾對“別人”過於刻薄了，而對自己的某段曆史卻故意隱瞞了一些。我想，他確實沒有“說假話”，但“盡量”說出的“真話”卻不夠多。他沒能寫到這一點，這是我要為他遺憾的地方。不過，在他去世前不久，我曾試探著問過他。他並沒有回避，也沒有躲閃。他深深歎了口氣，一字一頓地說：“那個時候，人活得連畜生都不如，還能怎樣１我感覺到，這一定是扭結在他心靈深處的一個難以解開的死扣。
無疑，他給我們留下了一個他自己曆史上的“真空”。這要怎樣去填補呢？曆史的證人正在一個個逝去。曆史都是有“真空”的。曆史有絕對真實的嗎？我不敢妄自置喙。隻要我們別有意製造“真空”的曆史，就已經是曆史的幸運了。
其實，對於別人稱呼他“作家”、“翻譯家”，他自己更喜歡記者、報人這個稱謂。而且，從他慢慢形成的性格特點和文風來看，他最適合的寫作題材就是新聞特寫。他在燕大時曾是斯諾的學生，受斯諾的影響很深。他和斯諾一樣，從來都不是一個追逐熱門新聞的人。在他的二戰特寫中，幾乎看不到重大的曆史事件，但通過他敏銳捕捉到的那些看似細孝生活化的細節，讀者知道了戰爭中發生了什麼、戰後發生了什麼，戰爭中人民的命運是怎樣的。而他對問題的看法也就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讀者。
作為“人生的采訪者”，他不希望在心裏先存有條條框框，當然也不希望別人拿條條框框去束縛他。他渴望自由，自由是他生命的最高目標。他在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時，就夢想著像魯賓遜那樣漂泊、浪漫的曆險。他想作的是“未帶地圖的旅人”。他的人生出發點是，大千世界，光怪陸離，無奇不有。他要的就是這種人生的體驗，要的就是去采訪人生。當時這種理想還是夢幻式的，到他90歲生命終結時，回頭看，他真的做到了。
這種崇尚自由的心態，也反映在他對人、對創作的態度上。比如翻譯《尤利西斯》。早在他留學英國期間，就研究過這本書。盡管他認為喬伊斯的這種意識流創作是條死胡同，但應介紹到中國來，介紹給中國的作家，讓人們看看世界上還有這樣的創作。他認為自己有可能是一個很保守的人，但他絕不會去限製別人怎樣去創作，更不會去指責。在這點上，他倒一直是“自由主義”的。
蕭乾內心有那種強烈的守土愛鄉的情結，他小時侯見到的那個客死中國的白俄“倒臥”，赴英途中在輪船上遇到的那個希望戰爭爆發以參加雇傭軍獲得國籍的無國籍人，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怕自己成為一個流落異國的“白華”，成為一個沒有國籍的人。所以，在1949年麵臨抉擇，是去劍橋擔任終身教職，還是回到新中國時，他這個不帶地圖的旅人最終選擇了回鄉，回到“地圖”上來。
蕭乾一生經曆過許多難以預料的曲折和磨難，是怎樣的一種信念使他依舊保持樂觀的人生態度呢？他沒少跟我談他人生常“樂”的竅門：想想比自己更慘的。我在剛認識他不久，他就告訴我一句印度的古諺：“我沒有鞋，我抱怨，直到我看到有人沒有了腳”。就是說，當你覺得不幸的時候，看一看還有比你更為不幸的人。這個時候，它也可能會給你一種生活上的勇氣，甚至一種生命的支撐，使你能夠生存下去。人有了生命，生命中的能量才能夠釋放出來。這也是一種阿Q吧。我想，每個人的生命都以他自己的阿Q方式存在著。
蕭乾以為一個人最大的快樂，莫過於在他所喜歡的事業中度過了一生。他在臨終前看到了自己皇皇十卷本的《蕭乾文集》出版，以320萬言的著述文字向世人交代了自己的一生。從這點來說，他的確是個幸福的人。
蕭乾的英文演講及其現代化思想
恩師蕭乾先生逝世已經三周年，他的音容笑貌卻一天也沒有離開過我。在年歲上，他長我半個多世紀，比我的被侵華日軍殺害的、沒有見過麵的祖父還大得多。所以從我第一次見到他，就親熱地叫他“蕭爺爺”。我們的交流從沒因年齡差距而出現隔膜的代溝，相反，我們是無話不談的“鐵哥們兒”。他對我在做人與作文上的教誨、提攜與嗬護，還填補了我沒有體味過祖父親情的感情空白。能與他忘年相交12年，我想注定是我此生最大的幸事。但我當然無法阻止某些所謂正宗的學者把上蒼對我的這份偏心，當成譏諷我沒有真學問的口實，似乎我除了會寫寫蕭乾，其他便可以忽略不計。
是的，我在寫過關於蕭乾的五本書，編選過十卷的《蕭乾文集》和他的許多單本選集之後，又在這裏寫蕭乾了。好在我已經不像幾年前那麼膽怯，特別在乎人家說我什麼。我當然更懂得，是否有真學問也不是光靠有個博導頭銜或嘴皮子就可以賣弄出來的，而是要靠一本一本厚重紮實的經得起時間打磨的著作。泡沫“博導”，一撥拉就倒。
我一直想寫寫蕭乾的現代化思想，這主要反映在他的幾篇英文演講，特別是他1944年在倫敦中國學會所做的《關於機器的反思——兼論英國小說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以及在倫敦華萊士藏畫館所做的《龍須與藍圖——為現代中國辯護》的兩篇演講裏。我覺得這兩篇演講很有思想，不像某海外學者說的，隻是簡單地向英國人“販賣”些中國的東西，並夾雜些幽默的話。
在《關於機器的反思》中，蕭乾通過論及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的作家及其作品，從撒姆爾·勃特勒的《埃瑞洪》、福斯特的《機器停下》、赫胥黎的反烏托邦科幻小說《奇妙的新世界》、D。H。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弗吉尼亞·伍爾芙的《奧蘭多》等，就機器對人類生活產生影響的關注，來闡述他自己對能以民主的手段控製“機器”的現代工業文明與法治社會的向往。
蕭乾開篇就說：“作家和機器自然是對立的，就機器的本性來說，對手工業和文學的任何一種形式都是一種持久不變的威脅，因為我們在手工藝和文學上所取得的‘進步’，全是人工製造的。因此，當作家們極力譴責機器的時候，我們不必驚訝。但我們必須弄清楚，這種譴責是出於尊貴而生出的對機器的漠不關心的仇恨，抑或僅僅是一種自高自大。若是前者，還有理由可說，後者就隻能讓人感傷了。”
看來蕭乾是對那些英國作家們感傷的了，因為他們在是“前者”的同時，更是“後者”。所以，他才會發出感歎：“通過閱讀現代英國文學作品，我得到這樣一個印象，每一位作家都是一個20世紀的盧梭，提倡直接回返自然，即便不是完全回返。要考慮到英國是工業革命的搖籃這一事實，我這個發現可實在是太有趣了。”
在經曆過工業革命的英國作家眼裏，使用機器將危害一切有人文價值的事物，有效率的機器禁錮、束縛甚至扼殺了人的本性，這在他們的作品中，以各種方式突現出來。狄更斯小說中的人物常懷有一種對工業肮髒的恐懼；在福斯特的小說裏，個人關係的首要敵人，就是非人性和沒有感官的機器；富於浪漫個性、憎恨工業主義的勞倫斯，在小說裏明顯表達出現代人對機器的厭惡，並預言了機器的沒落；弗·伍爾芙更是煩惱地可憐起當今這個工業時代。
英國作家當然不能理解鴉片戰爭以後，國力衰微，到40年代更是處在日軍蹂躪下、民生凋敝的中國，是多麼的渴望“機器”！他們對機器的擔憂跟中國人比起來，是太形而上了。這也正是蕭乾盡管佩服勞倫斯，辯論起來卻要站到他對立麵的原因。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以後，逐漸裝備了“機器”，但他們像納粹德國一樣，使非人性的機器失控、野蠻了起來，給人類文明帶來毀滅性的災難。我想曆史地假設一下，倘若中國在明代中後期就開始擁有“機器”，她能保證有效地控製它嗎？
從200年來世界範圍利用“機器”奴役殖民地的經驗不難看出，德、日式的法西斯專製獨裁，隻會使高速的“機器”駛入沒有紅綠燈的單行道，最後導致車毀人亡。現代文明的標誌，就是要用民主與法治這個總開關控製“機器”。蕭乾由此引申說：“我們需要的是為每一部強力高效的機器配置一個強力高效的開關，為那些無情的高速卡車，安裝無情的交通燈。”其實不講民主，專製獨裁本身，何嚐不是一部野蠻的“機器”！它根本不把“開關”和“交通燈”放在眼裏。需要裝潢門麵的時候，還能把你當雞肋，等真嫌你礙事了，就幹脆利落地橫衝直撞過去。
“我們有開明的憲法這一政治交通燈，也要有控製私人資本的經濟交通燈，還應有一個基本的保護，即一種自由的教育和適當的社會服務機製。首先要明確，個人要超越這個龐大的現代機器世界裏的一個齒輪，這樣，個人才不會由機器擺布。中國向何處去？英國向何處去？人類向何處去？答案隻能由沉默的曆史作出。”
蕭乾在《龍須與藍圖》裏，以“龍須”代表中國的古老文明，用“藍圖”象征現代“機器”文明。希望強國，走一條“龍須與藍圖”相諧相融的民主之路，不僅是蕭乾，而是所有國人的心聲。現在，“她（中國）在世界到處都是打字機的時代，仍想保留古老的書法藝術；她想用帆板漂流在一個有航空母艦和魚雷的世界裏。”也許早已成為了東、西方列強白日做的田園夢。但中國的作家是否會越來越生出那些英國作家早已產生過的對“機器”的擔憂呢？我並不想做21世紀的盧梭，可我同時也不願僅僅充當現代“機器”世界裏一個失去自我、盲目愚忠的齒輪。
1944年9月6日英國《曼徹斯特衛報》曾有這樣一段評論：“（蕭乾）論及機器暴政的文章具有世界意義，他的寫作富有魅力，凡希望了解中國現實的人，無論長幼，都該讀讀這本書（《龍須與藍圖》）。”又過去了半個多世紀，讀過才知道它是否過時。智慧的思想光芒是沒有時效的。
蕭乾1942年和1944年在英國分別出版過兩本篇幅不長，但很有思想和史料價值的英文書，一本是《苦難時代的蝕刻——現代中國文學鳥瞰》，一本是《龍須與藍圖——戰後文化的思考》。我在1998年為浙江文藝出版社編選十卷本《蕭乾文集》時，勉力將其譯出並收錄書中。這次，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推出印製精美的兩卷本英漢對照《蕭乾英文作品遜和《蕭乾作品精遜，又將它們連帶英文原文一起收錄出版。這倒更容易使有心的讀者挑出我譯文中的錯訛或紕漏，正好趁此恭請方家賜正。當然，譯文的拙劣並不會妨礙讀者領略一個中國人寫出的如此“漂亮的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