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稱得上是個硬氣文人，我覺得他不光人硬，文也硬。我在少不更事的時候，（當然現在也不敢說能比誰多知道了點什麼，）隻喜歡讀令人愁腸百結的詩文，算是為賦新詩強說愁的那種意氣少年。喜歡的文人也是風流倜儻型的居多，對於因“反革命陰謀集團”而“臭名昭著”的胡風，其人其文，則根本不在拜展之列。
等我在大體了解了他的為人以後，才開始想讀他的文。而在認真讀過他的文以後，又越發佩服他的為人。我居然不清楚，他曾是那麼能戰鬥的一位硬骨頭文人。他不光是一位天才的理論家，還是一位有思想、有激情的詩人。他以為生活就是追尋，詩就是追尋中的靈魂所感受的苦悶或歡喜的“叫喊”。鐵窗僅鎖得住他的肉體軀殼，他的精神生命卻始終沒有停止“叫喊”。
他見不慣我們的文人總是反複著永遠不變的調子，說著前人說爛了的口語。最基本的東西遭到了遺棄，最堅貞的東西遭到了湮沒，被遺棄被湮沒在一片五色繽紛的迷霧裏麵。荒涼的文學史上沒有偉大的作品，也沒有泛濫的波瀾，而是留下了永遠不死的桎梏。他呐喊：不要愛惜在奴隸境遇下的生命，也不要貪戀瓦上霜一樣的個人的“事業”，更不要記住什麼狗屁的“地位”。而要努力使中華大地上充溢著鮮豔的色澤和濃鬱的香氣。腐爛的存在要使別的存在跟著它腐爛，健康的生命才能啟發健康的生命。精神戰士不應該也沒有權利在昏倦裏麵漸漸地僵死。
胡風是那種為信仰，為主義的文人。他是主張文學為人生的。並把重視實踐，忠於實踐，視為黨性立場的具體體現。他早在《為祖國，為人生——文學報代致辭》一文中指出：“隻要人類不會回到野蠻時代，不肯自甘毀滅，那中華民族要自由，中國人民要有幸福，就好似鐵一樣的真理，而以愛真性為靈魂的文藝，除了為這真理服務以外，當然再也不會找到其他的生存意義。”他的一生其實都在為此奮鬥！
但我覺得遺憾的是，那個特定時代曆史的局限，使得胡風隻能把以“主觀戰鬥精神”為精髓的革命現實主義視為文學創作的惟一道路。現實主義成了他文藝理論的宗教，而宗教又都具有排異性，往往也就難免露出故步自封和惟我獨尊的偏狹。文學創作必須是多元的，中國的文學也不能僅僅是高爾基和魯迅的文學。所以，當書生本色的胡風因“三十萬言書”被打成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思想”，以及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進行著反黨反人民的鬥爭時，實在是一種反諷。
20世紀的中國，因思想而獲罪者可謂多矣，胡風僅是其中很典型的一個。他的悲劇其實也隻是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悲歌的一個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