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光中先生對真正的學者散文，早在1963年寫成的《剪掉散文的辮子》一文中就有過精到的闡釋，並認為學者散文隻有較少數作者能為。“它包括抒情小品、幽默小品、遊記、序文、書、論文等等，尤以融合情趣、智慧和學問的文章為主。它反映一個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靈，往往令讀者心曠神怡，既羨且敬。”“這種散文，功力深厚，且為性格、修養和才情的自然流露，完全無法作偽。學得不到家，往往淪幽默為滑稽，諷刺為罵街，博學為炫耀。”學者是學問的貴族，從這個意義上可說，學者散文也便是貴族散文。梁錫華曾轉引朱劍芒先生1936年上海世界書局版《美化文學名著叢刊》“敘言”中的話“夫文字之為用，寫物則曲盡其姿態，言情則深入於肺腑，述事則細達毫芒，析理則明如水鏡，舍此即不足以語美。”來觀照他視野裏的學者散文，須賴深厚的文化背景加上博識才情作底子，才有希望達至朱氏所說的美境和善境，浮淺的濫情材料是最紮不深的根基，正如比一個叫花子穿了一身撿來的晚禮服灰頭土臉地去赴宴。
其實，寫文就如穿衣，既要本色，又要分情形場合，絕不能總以一種式樣或一種顏色去應付一切。裹著睡袍參加夜總會或身著燕尾裝去爬山都是不倫不類的洋相。我曾不止一次親眼見過在寒冷的冬天蹬著平板三輪給住戶送煤的外地打工者，常穿了開口兒的皮鞋，質料低劣的西服上衣敞著懷，襯衫裂著領扣，沒有係牢的領帶半吊在胸前鍾擺一樣晃蕩，再配上抹了煤灰的一張臉，足以把西裝的發明者氣得還陽。
眼下坊間有些專靠清辭麗句蒙世的所謂學者、文人，擅以堆砌花裏胡哨的漂亮辭藻為能事，把讀者擲入雲裏霧中，自己還硬把那空洞無物的篇什，當成貴族的陽春白雪，露出少年得誌的一副驕狂。簡言之，讀其文字的感覺，就像見了那位打工者，整個不著調。會在白話文裏夾些半生不熟的文言，並不等於就有學問。這倒應了錢鍾書先生的一段妙語：“老實說，假道學比道學更為難能可貴。自己有了道德而來教訓他人，那有什麼稀奇；沒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這才見得本領。有學問能教書，不過見得有學問；沒有學問而偏能教書，好比無本錢的生意，那就是藝術了。”但時間一長，以贗品充精品，隻能叫門漢看走了眼。
說到底，學者是人群中博識和機智的少數，其散文是融合了“情趣、智慧和學問”，無法作假。滿身的書卷氣，是臨陣磨槍裝不出來的。
梁錫華是真正的學者，他具備現代文人的學識才情品格，中西學問皆好。他的散文以淵博的學識，超卓的才情和睿智的幽默，直逼梁實秋、錢鍾書諸家。他自己也正特別推崇錢、梁二家，而且認為“錢鍾書的博學和才氣最動人（也最惱人，因不易跟上），他的健筆縱橫中外古今，詭幻宏奇，實在無與倫比。”事實上，梁錫華走的已是錢鍾書的路線，初治五四新文學，以中、英文學術文章馳名於世。後寫散文雜感成了大名，再試寫小說。其才學、才識、才氣、才情，幾與錢、梁比肩。
梁錫華的散文充盈著濃厚的書卷氣，堪稱學者散文的典範。他的文筆勤快而活潑，常以悲天憫人的情懷透視社會人生的諸多層麵，感情充沛，辭采飛揚。他的語言是那麼的活潑俏皮，學識、幽默無半點賣弄牽強，一切來的都是那麼從容自然，不滯不黏，明麗動人。嘲諷世事，意到筆轉，自我調侃，亦莊亦諧，姿態曼妙橫生。其為文的理趣與情趣之兼融合一，實屬上乘境界。他的雜感類文字，也是脫離了猥瑣的絮語，而使議論、敘述、批評，甚至抒情兼融，文短而不失情趣，字少而多姿采。他以為“語不驚人死不休”和“清詞麗句必為鄰”雖屬詩家豪語，寫雜感時卻無妨取之自勵。
多年的學者生涯和豐富的人生閱曆，使他的散文學問稠密，意蘊豐厚。他探幽尋微，旁征旁引，古今中外的掌故史料，人文風習，無不舒卷揮羅筆下，文筆灑脫自如，渾然天成，又加之深刻的思想底蘊，顯示出獨特而卓越的文化品位。
梁錫華強調文品與人品的統一，文章做得漂亮與否不要緊，做人卻需正派。為人為文的關鍵，在一個“誠”字。誠是誠實，要說自己的真心話。正是正直，論人、事、物要全麵、公平。表現手法上無妨百花齊放，甚至滑稽突梯、百怪俱全，但總歸於正。“人做得正派，即使文章寫得平平無奇，下筆之際也會感覺舒暢些。說得不好聽，寫小說還無所謂，作者不必一定要滿身惟誠惟正，但抒情與論說文缺了誠與正，至少我自己，會感覺難以下筆。”這在今天尤顯得難能可貴。我們有些個耍筆杆的作家，特別是有的學者，已把文品和人品截然分開，“文不如其人”漸成氣候，文品若天地正氣，人品卻卑微猥瑣。讀其文“正”，難以想見其人“邪”。識其人“邪”，便不想讀其文“正”。寫文章是磨練筆頭，更是磨礪自己。梁錫華時刻持守著為人為文的誠正，其文如其人，其人亦如其文。願更多的讀者能一領這位富瞻才華的學者作家的文采風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