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便讓我想起書中談到的清華學人，僅幾個細節的披露，就足已見出胡適、錢鍾書的書生本色。但馬上又牽引出疑問了，我們以往對胡適的評價曆史嗎？客觀嗎？科學嗎？為什麼錢鍾書的臨終遺言隻有“冷漠、決絕”的一句話“遺體隻要兩三個親友送送，不舉行任何儀式，懇辭花籃花圈，不留骨灰。”隻有清楚了錢鍾書的曆史命運，才能夠理解他和他的家人根本不會為骨灰堂裏某某級別的位置爭高下。他走得如此幹淨，灑脫，令敬畏者獨愴然而淚下。我們並沒有真正認識他。
說到曆史，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竟與上個世紀初中國的曆史情形有著驚人的相似，同樣正麵臨著如何現代化的機遇與挑戰。丁東說得好，要尋找曆史的真實，需要勇氣和真誠。我也很認可謝泳所言，“近現代史的缺陷是缺少細節；沒有細節，就會失去曆史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也就不能很好地解讀曆史。”
注重和挖掘曆史過程中的“細節”，而不僅僅去接受曆史的“結論”，才應是科學的曆史的態度。書中有些見解的確令人耳目一新，像認為“日記是另一種學術史”。以朱自清日記為例，就透露出朱自清對聞一多“過於熱衷政治”的看法。這樣的細節，沒有日記留存，就被曆史永遠塵封了。再像“回憶錄靠不妝。當一部回憶錄成為孤證時，還是存疑的好。因為，有些回憶錄，一旦與其他相關的旁證史料對照，就會發現其文過飾非、遂非的現象十分明顯和嚴重，甚至按自己的想象重新編排、過濾和塑造了曆史。
《操練思想》黑色封底上醒目印著五位學人的思想語句，讀者“思想”一下無疑是有益的：“了解真實的曆史，探索未知的世界，關心人類的命運。”（趙誠）“對以往的曆史要保持溫情和敬意，這是錢穆先生的話。我就是用這個態度來看中國現代曆史的。”（謝泳）“戴著‘需要的眼鏡’解讀20世紀的中國，隻能是陳舊的傳說；懷著問題意識反思，給我帶來強烈的震撼。”（智效民）“曆史是不能回避的，學術是需要刷新的，思想是應不斷反思的。”（高增德）“曆史是一個巨大的黑箱，我隻能窺見其中的一隅。”（丁東）
把思想操練起來，何嚐不是一種“自由胸懷的陶養”。我想起了法國著名史學家、年鑒學派代表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它是對大量以前沒有發表過的文獻資料進行研究的結果。這些文獻資料來自於近代開始時期那些情況不明的年代裏廣闊地中海舞台的每個角落。它的寫法是：把曆史事實按照三種具有連續性的記載來寫，或者說按照三種不同的“樓梯平台”來寫。他認為寫史的目的：“在於抓住過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間有最大差別的節奏；在於提出它們的共存、互擾、矛盾以及多種深廣豐富的內容。在我的意願中，曆史應該是一首能夠用多種聲部唱出的、聽得見的歌曲。但是，它有這樣一個明顯的缺點：它的各個聲部常常互相遮掩覆蓋。在所有這些聲部中，沒有一種能夠永遠使自己作為獨唱被人承認、接受並把伴奏拒之千裏之外。”
我與他感到了同樣的困惑，那就是“怎樣才能在同一個時間內像通過一個透明層那樣，看見被現實重疊起來的各種不同的曆史呢？”他是“把某些語句和某些解釋當作一再出現在本書的三個部分裏的主旋律和這三個部分的共同的、熟悉的曲調來使用。我試著用這種方法來給人一個關於上述情況的印象。”我也是試圖在曆史的敘述中將各種不同的聲部保存和呈現出來。“但是，困難在於：不是隻有兩種或者三種對時間的計量，而是有幾十種對時間的計量。它們之中的每一種又牽連、包含某種特殊的曆史。”
我還同樣感到，“隻有被人類的科學彙集在一起的這些對時間的計量的總和，才能構成人們很難恢複其整個豐富紛繁的圖像的總體曆史”。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