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或學人向來都被認為是專做學問的，以獨守青燈黃卷考據出紮實而嚴密的學問為己任。但學問似乎還不完全等同於思想，學問不一定非得有思想，而思想卻一定得有學問。學問尚可以閉關在書齋孤芳自賞或狹窄的學術圈顧影自憐，而思想的胚胎則隻有到了更廣闊的公共空間才能真正茁長。從古至今，思想的流傳不都是如此嗎？
就個體生命而言，思想首先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可能與生命的成長相始終。但思想的價值更在於它一定比一個生命的物理時間活得持久，甚至永恒，並對其他生命的成長產生影響。我們不是經常被灌輸某些思想或被某些思想支配嗎？
我時常問自己一連串十分幼稚的問題：思想是如何產生的？我怎樣接受思想？我要接受什麼樣的思想？我有思想嗎？我的寫作和學術研究是在傳播思想嗎？對於自己，我始終覺得，若把“思”和“想”連在一塊說，總是透出沉重。我願意把“思想”分開來說，即有思考、有想法，足矣。有思有想，有智有識，寫作隻為心性。
思考和想法從何而來呢？最近讀了幾位有“思想”的學人對話出來的一本書《思想操練》，忽然覺得，“思想”是“操練”出來的。正像一位不因循守舊的拳師，其拳技的精湛不全在拳不離手的勤快，而全在於操練中有體悟，有創新。
思想並不是僵硬的死東西，而是活生生的生命體，並能夠激活無數的生命，使其有思想。以前我們接受思想的東西，似乎大都是正襟危坐的。思想的傳播與接受還是自然而然的好，越具有宣教色彩，倒反而容易有逆反。
這或許與思想的操練形式有關，因為以往思想的產生也是太過於形而上和一本正經了，以至思想者總給人留下痛苦的印象，都像羅丹的《思想者》那樣。當然，這或許又與思想者大多是正統的另類叛逆難以善終有關。所以，總有人提醒：思想是危險的！可由不思想而來的愚昧無知、麻木不仁、精神貧瘠、道德墮落不是更危險？
我向來對康德、黑格爾、馬克思那樣的思想操練充滿了仰慕和敬畏，他們的思想使人類作為區別於動物的生命更有了價值。然而思想操練並非具有惟我獨尊的罷黜專利，人人都有操練思想的自由。人也惟有在生之涯裏不間斷地操練思想，才能夠時刻遠離僅憑著本能滿足獸欲的動物。
說到家，“操練思想”尤其是知識分子應盡的職守和責任。《思想操練》便是五位參與者丁東、謝泳、高增德、趙誠、智效民敬業“操練”的集體的“思想”成果。幾位學人間活躍的對談，並不求孤獨思想者那樣的深刻，卻容易刺激思維，交流出思想的靈光。但遺憾的是，很多知識分子似乎變得不願意思考了，頭腦也隨之相應平庸起來。因此，對於丁東所言現在是知識分子“失職的年代”，我深有同感。知識分子要向公共領域發出良知和思想的聲音。“本書或許可視為向公共領域努力的一次嚐試。”
《思想操練》是十次專題對話的口述實錄，包括“日記的價值”、“重寫中國現代史”、“關於清華及清華學人”、“中國現代的教育傳統”、“自由主義傳統與重現”、“一二·九知識分子的曆史命運”、“尋找思想史上的失蹤者”、“90年代以來的學人與思潮”、“拓展民間言論”、“中國現代文學的道路”。
此書的最大特點，是在聊天話語形式現場感的氛圍裏，透露出大量曆史和文化的思想信息，很多都是得進行重新審視和思考的。我概括出其中的三個思想命題，也正是我本人的興趣所在：如何評估中國的現代教育；如何觀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曆史命運；如何書寫曆史？
先拿教育來說，今天大學校長們自比蔡元培、蔣夢麟、胡適、梅貽琦、張伯苓們的教育理念如何？大學教育究竟是培養“人”，還是製造“機器”，是百年來都沒有解決好的。書中引梅貽琦1931年在清華就職演說中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現在大學多在努力修大廈，此基礎設施，現代化自是不在話下，但大學真正所需要的“是大師而非大廈”也。
看看當下的問題，一點不讓人鬆心。已有大學想改革推行全盤美國化，甚至連中文係都要用英文來授課，美其名曰與國際接軌。想當年蔡元培、梅貽琦的教育思想同樣來自歐美，但他們並沒像今天這樣生搬硬套，唯美國的馬首是瞻。再看，“學術腐敗愈演愈烈，在金錢的誘惑麵前，學術尊嚴的堤壩已經大麵積坍塌。”博士點的增設成了大學政績的考察，市場化地操作學術，導致在博導奇觀下的博導質量整體下滑。更湧現出一批誌得意滿、不思進取的學術新貴，忙著占山為王，受享起英年學術太歲的清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