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區別動物是因他有並非源於生物本能的思想的記憶。懷古幽思，追尋往昔，便是這種記憶最藝術的體現。當曆史成為久遠的時候，它卻可以複活。令人驚奇的是，它往往會淘洗掉許許多多故去的斑駁泥沙，而隻把亮麗的光影詩一般地留下來。盡管它很可能已經殘破不全，像兀立於茫茫戈壁上的陽關和玉門關遺跡，隻剩下蒼涼、悲愴的曆史留痕，或者像考古發掘出的文物斷簡殘片，隻剩下難以續寫的曆史遺憾，甚至什麼也沒有留下，隻剩下“白雲千載空悠悠”。但它所承載的曆史滄桑，該是曾經多麼輝煌厚重的生命樂章。
抗戰爆發前二三十年代北平的文人文事，很多已經存貯在了我的記憶裏，有時不經意間就詩性地複活了。這些文學的遙遠記憶，使我的生命過程變得充實起來，也許還因為它們而有了價值。在我的想象中，我常常進入到我所喜愛的作家作品甚至他們的生活當中，有時還成為了他們中的一員，與他們對話、交流。魯迅、周作人的“八道彎”，以及後來魯迅的“老虎尾巴”；徐誌摩石虎胡同的《新月》編輯部；沈從文的“達子營”新家；巴金常去的三座門大街《文季月刊》編輯部；冰心寫出《繁星》、《春水》的中剪子巷的家；淩叔華史家胡同常有畫會和文人聚會的淩家府院；林徽音在北總布胡同3號的“太太的客廳”；蕭乾當北新書局學徒時住的北大紅樓對麵的大興公寓……等等，我都仿佛在那些地方生活過。我與他們的影象邂逅、重疊，變成我精神世界不可分的一部分。
北京的現代都市化建設在日新月異著，許多文人的舊跡都隻能在記憶裏留存“老照片”了。我所居住的景山西街，臨近三座門和五四大街，這是兩處現代文學地圖上重要的坐標。每每在現代文學的思緒夢影裏拾零，一些與之相交融的文人舊事便浮現在腦際。那地圖上還有兩處特別打眼的坐標，一個是林徽音“太太的客廳”，一個是朱光潛和梁宗岱在景山後麵慈慧殿3號寓所每月一次的“讀詩會”。這兩處是30年代北平著名的文學沙龍，是“京派”作家、批評家門經常聚會暢談的場所。
我最早知道林徽音“太太的客廳”，是從我的文學師傅，被習慣稱為“京派”後起之秀的蕭乾先生的嘴裏。他向我生動描述了他跟著他第一個文學師傅沈從文第一次邁進這個他神往已久的沙龍的情景，他說話時眼裏流露出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仿佛和他一同回到了情境再現的從前。
1933年11月1日，沈從文將正在就讀燕京大學新聞係三年級的蕭乾的短篇小說處女作《蠶》，發表在他主編的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沒幾天，讀了並喜歡這篇小說的林徽音致信沈從文，說“蕭乾先生文章甚有味兒，我喜歡。能見到當感到暢快。”沈從文隨即寫信告訴蕭乾，說有位“絕頂聰明的小姐”喜歡你的小說，要請你到她家去吃茶。就這樣，興奮而有點緊張的蕭乾，穿著自己最好的藍布大褂，與師傅一起叩響了北總布3號院的門扉。林徽音和沈從文之間，“發展了一種親密的友誼。她對他有一種母親般的關懷，而他，就和一個親愛的兒子一樣，一有問題就去找她商量要辦法。”（注一）我覺得，蕭乾對林徽音也有這樣一種戀母般純淨的感情。
當時林徽音的肺病已經很嚴重了，卻還常常與住在西總布21號院的費正清、費慰梅夫婦一起去騎馬。蕭乾第一次見她時，她剛剛騎馬歸來，身上還穿著騎馬裝，顯得格外瀟灑輕盈。哪看得出是個病人。聊起天來，談鋒甚健，幾乎沒有別人插嘴的機會。大家倒也樂得聽漂亮的女主人滔滔不絕地闡述真知灼見。她是這裏的中心，也是同道好友樂不思蜀的理由。徐誌摩把這裏視為他的第二個家，“每當他的工作需要他去北京時，他就住在那兒。他既是徽音的，也是思成的受寵愛的客人。在他們的陪伴下，他才會才華橫溢，而他也樂意同他們一起和仍然聚集在他周圍的那些氣味相投的人物交往。”而且，“徐誌摩此時對梁家最大和最持久的貢獻是引見金嶽霖——他最親愛的朋友之一。”（注二）而且，“老金”後來實際上了成了梁家的一員，他就住在隔壁一座小房子裏，他那裏的星期六“家常聚會”，也經常是勝友如雲。徐誌摩自然少不了，錢端升、陳岱孫、李濟、陶孟和等，都是這裏的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