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希特勒之所以是“混世魔王”，也在於他在這點上與戴高樂截然對立。他大倡血統論，把亞利安種族譽為天之驕子，把猶太人視為應消滅的賤民。他在政治體製上堅決反對民主，痛恨個人自由。一切領袖說了算，主張實行“用領袖原則來統治，也就是獨裁政治，絕不能實現由多數人決定的製度”。他統治的目的是消滅一切異己，並要芸芸眾生服從和效忠，並使日爾曼民族成為世界的盟主，為萬國所擁戴。
蕭乾把希特勒比為20世紀人類的頭號反麵教員，他在親曆二戰50年，重新思考了這個大惡人及其納粹黨的發家史之後，得出一個淺顯又深刻、簡單又複雜、極易理解又極難實施的“感想”：民主太抽象，總有個哪家的民主的問題，而廣開言路則更為“實惠”，因為它也許更能杜絕把一個國家推向獨裁的可能。試想，倘若當時德國的正義之聲能占上風，及時並充分地揭露出納粹這夥的陰謀，曆史也許就是另一個寫法了。可惜，曆史無法假設。一戰、二戰曆史的輪回不正說明，人類有時完全是在不自覺的無意識中重蹈著曆史的覆轍。如此下去，人類還會有更大的劫難發生。
《一個中國記者對二次歐戰的觀感》若從曆史的兩相對比來看，頗有點警世箴言的意味。裏邊有這樣幾個小題目：
一，“工人也有祖國”。這隻有到今天才能看清楚，當時陷於曆史的廬山雲霧之中，隻會覺到無奈得莫名其妙。蕭乾從戰爭的性質可隨一個大國的利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改變這一令人費解的曆史悖論，分析當時英國共產黨的愛國主義，何以會和莫斯科代表的國際主義尖銳對立起來。英國工人把自己精神的祖國視為蘇聯，卻與國家利益的抗擊納粹構成了尖銳的矛盾。可是當時，蘇聯正與希特勒媾和，還與之簽定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工人也有祖國”便是蕭乾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來分析半個世紀以前的曆史，言外之意不表自明，如果曆史重現，工人也該國家利益至高無上，抗戰第一，若是連自己的祖國都沒有了，國際主義不也形同虛設嗎？！這樣的認識是多麼犀利，深邃，話雖不多，卻全在啃節上，像庖丁解牛似的一刀就切中要害。其實，當時蕭乾也困惑，他是在五十年之後，才把那個困惑解開了。而今，他說：位於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遠不是人類走向烏托邦的向導。它也許隻不過是蘇聯外交部的一個附屬單位，它的指示是以蘇聯政策為依歸的。以這樣的曆史態度，再回頭想一想我們的五十年代呢？發人深思。曆史有時就是這麼充滿了悖論。
二，“國際無信義”。蕭乾說：世上最不值錢的莫過於國與國之間的保障了。曾幾何時，我們的曆史上不是也出現過嗎？一旦國際上有些什麼風雲變幻，一紙空文馬上就作廢了。所以，愛好和平的人們才先不去管正義非正義與否，任何的戰爭都意味著無數生靈的塗炭。蕭乾提到，盟國之間也是隻講利害不講道義，像中國當時在成為英國的盟國之前，英國為了跟日本綏靖，竟把外界援助中國的交通大命脈——滇緬路封閉了。隻有利益！而二戰之所以能夠爆發，也是因為希特勒總是鑽英法美和蘇聯之間的空子。你綏靖，好啊！那我就占捷克、占波蘭。蕭乾後來也在思考，二戰是不是可以避免？曆史若能假設，二戰也許真的可以避免。但曆史任何的偶然性，仔細想想，一定有曆史的必然在其中，總有背後非常複雜，也許是永遠說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導致它這樣。因而，蕭乾得出一個無奈而實在、炎涼而深刻的曆史結論：個人之間講求道義、仗義和信義，國與國之間在平時從本國長遠利益出發，偶爾也可拔根汗毛。然而在關鍵時刻講的是絕對利己主義，連背後向盟友捅一刀的事也完全幹的出。國家要立足於世界，隻能自強不息，決不可信賴旁人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