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對國民黨高壓政策無動於衷的人，他甚至認為自己更明了政治的殘酷。當胡也頻遇害之後，他就為丁玲母子的安全時時擔憂。在這種局勢下，什麼樣的可能都會發生。他和丁玲當即決定，離開李達的家，以免有人前來搜查，牽連他們夫婦。
沈從文在淮海路的萬宜坊附近租下一個住處，他和丁玲都搬到這裏。他住一間，丁玲和他的九妹住一間。這個住處是在一家雜貨鋪的樓上，比較寂靜，來往的人極少，這樣可以保證丁玲母子的安全。住在這裏，丁玲很少下樓，隻是在晚間才偶爾到街上走走。
由於忙於營救胡也頻，沈從文耽誤了回武漢大學開學的時間。首先考慮到丁玲和隻有幾個月的孩子需要他照應。雖然胡也頻和丁玲身邊有許多同誌，但由於政治身份的原因，並不能冒這種風險。其次，將胡也頻的死訊瞞著丁玲的母親，也成了他倆共同的任務。況且，要他把正在敵人眼皮底下等待宰割的丁玲母子棄之不管，根本不是沈從文能做出來的事情。所以他隻好放棄大學講師這一重要職位，留在了上海。
胡也頻的父親得知胡也頻遇難的消息後，千裏迢迢從福建趕到上海。他打聽到沈從文的地址，便找到了他，希望能通過沈從文去見丁玲。沈從文把這消息轉告了丁玲。丁玲明白這是為什麼來的，雖一月以來成天在打算把這小孩子交給一個什麼地方去撫育教養，但卻不預備把他交給家中人。她知道如果把小孩子送回福建，將來就不容易見麵，且小孩子的教育，將來也難於過問。
丁玲一個人去見了胡也頻的父親。她告訴他，孩子不能帶回福建。他同意了，但提出離開上海之前，能與孩子見上一麵。然而，還不等這個願望實現，福建就來了電報，說胡也頻的母親病重，胡父不等見到孫子就隻得匆匆離去，也帶去了深深的遺憾。
這邊丁玲的母親在陸續收到沈從文模仿胡也頻的口氣寫出的信件之後，仍然屢屢來信催女兒女婿帶外孫回來。考慮到這個時候，丁玲帶著孩子在上海也極不方便，最後她和沈從文商量，決定回家。此時的長江一帶正是戰事頻繁的時候，丁玲孤兒寡母千裏奔波非常艱難，且時時有生命危險。沈從文定然不放心讓她一個人去冒這種險，他決定放棄自己的創作，陪伴丁玲，護送她和兒子回到家鄉。
為了一路上通行的方便，他們以“夫妻”的名義走上了返回故裏的旅程。一路上，沈從文幫助丁玲照料孩子。他們由上海坐船到漢口，再從漢口經洞庭湖到常德，差不多用了10天時間。
回到丁玲家中，他們編造的謊言果然使丁母相信了。他們在常德住了三天。為了讓母親高興，丁玲強忍痛苦，極力裝著快樂的樣子，做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子，像一個中學生一樣把頭發分開，穿上母親喜歡的衣服。她還要沈從文吃飯時，盡量和母親喝酒，有時甚至還故意發發小脾氣，引得母親的歡心。三天裏，沈從文一直擔心丁玲會失去控製而暴露實情。但丁玲自始至終表現得如在上海朋友麵前一樣鎮靜。當離開家鄉後，她才告訴沈從文，她一直想哭，但不敢哭出聲，每天晚上都是用牙齒咬著被角哭。
回到上海，本來沈從文曾答應去南京辦一個刊物，想把它辦成一個在精神方麵具有獨立性的刊物。但丁玲反對他這麼做，認為他去南京不啻“與虎謀皮”。沈從文聽從了丁玲的意見，放棄了原來的計劃。
正在經濟上開始遇到困難時，沈從文收到徐誌摩來自北京的信。他在信中說：“北京不是使人餓死的地方，若在上海已感到厭倦，盡管來北京好了。”沈從文聽從了他的建議，於1931年5月中旬離開生活三年的上海，又回到了北京。丁玲則留在上海，仍和沈從文的妹妹住在一起。
剛到北京，沈從文住在燕京大學的達園。在這裏，他結識了年輕的蕭乾，正是蕭乾向他約稿，使他寫出了《記胡也頻》。起初，沈從文在答應蕭乾的請求之後，曾寫信給丁玲，征求她對寫作的意見，還建議由她自己來寫。丁玲回信說：
我目前不能寫這種文章，我希望你寫。可以少寫些，這個人你明白的，三句話就可以說完。還有寫時得小心一點，因為家鄉那一個，我們還不適宜於把這個人的真實消息送回去！她還以為他在俄國，寄了一張小孩子的相片，要我轉寄過俄國！
同年8月，沈從文離開北京，前往青島大學任教，《記胡也頻》就在這個海濱城市開始寫作。在快寫完時，他又給丁玲去信，把文章的內容和字數告訴她。沈從文的文章於9月初結稿，這時《中國簡報》已經停辦，他便把文章寄到上海，在《時報》上連載，至11月29日結束。丁玲就在這一天給沈從文去了一封信：
《時報》上的文章我覺得你太主觀了。尤其是關於《一幕悲劇的寫實》那一段。
（丁玲所不同意的這一段，主要敘述丁玲、胡也頻與一位房東太太發生的故事，這原因就是那個女房東太好了一點。在1932年出書時，沈從文將這一部分給刪去了）
從湖南重返上海後，丁玲找到了馮雪峰，她需要馬上改變生活，希望投入到實際鬥爭中去，繼續走胡也頻的道路。根據組織的意見，1931年6月23日，她給沈從文寫出一封長信，沈從文收到信後，很高興丁玲有了充實的生活，並且還開始了新的創作。他按照她的意思，還真的與她在信中就刊物的編輯方針做了認真的討論。他完全知道丁玲正熱心於左翼文學，但在朋友麵前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態度。他依然看重他們的友誼，他願意在丁玲需要的時候伸出援助之手。在北京，他找到冰心、林徽因、徐誌摩、陳衡哲，還給政治大學的淩叔華寫信約稿。
對於沈從文的得力幫助，丁玲感到非常高興。沈從文在離開北京前往青島大學之前，收到了她的又一封充滿感激和自信心的來信，她把沈從文的功勞和《北鬥》的順利創刊聯係在一起。經過丁玲三個月的努力，《北鬥》終於問世了。可惜……原以為有了沈從文的幫助，丁玲的《北鬥》會如虎添翼，在文學的路上越走越遠。
可是不曾想，沈從文也好，徐誌摩、冰心等也好，都是左翼文藝曾經激烈批評過的人。如今他們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左聯機關刊物上，又怎麼會沒有有心人士跳出來反對？就在《北鬥》第3期上，發表了一篇署名“讀者之一”的致編者的來信，之後，錢杏的文章紛至遝來。錢杏在這篇長篇論文中，對左聯以外的所有當時重要作家，都一一做了批評，其中自然包括沈從文，以及他為丁玲所聯係的那些作家--革命與文學之間，事業與友誼之間，集體與個人之間，丁玲回旋著，徜徉著--丁玲和沈從文最後一次合作，就這樣結束了。
胡也頻的離世，沈從文和自己政治立場、思想覺悟之間越來越明顯的差距，使得原本就孤寂痛苦的丁玲更加低沉悲哀。就在丁玲處於這種境況的時候，馮達--一個決定她未來命運的人，出現了。可以說，馮達的出現，不僅僅改變了丁玲之後的整個人生軌跡，同時也使得丁玲和沈從文這一對患難中有著真摯情感的藍顏（紅顏）知己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來，產生了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一段恩怨糾葛、對錯難分的“沈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