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新年，沈從文從武漢回到上海度寒假。這時，沈從文與他們重逢，並計劃恢複《紅黑》，或者在一家報紙上辦副刊。可惜在過去的一年，三個人的生活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沈從文自中國公學到武漢大學，一個從湘西大山裏走出來的鄉下人，一個隻念過小學的人，靠自己的努力和天分，靠徐誌摩、胡適等人的幫助，成為大學裏的教員，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高級知識分子。而丁玲和胡也頻因宣傳革命思想從濟南逃回上海，他們經上海中共負責文化的領導人潘漢年介紹，參加了剛剛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他們的孩子也在1930年冬天出生了--自此，因為政治立場、思想觀念的不同，即使撇去經濟問題等原因，他們也沒法再一次合作到一起。
看著昔日的友人離自己越來越遠，沈從文感到莫大的無奈。他感到，他們甚至對自己還存有一種誤解。其實他並不反對他們參加革命運動，隻是，他從他們的言談話語中，感到他們熱情有餘，冷靜不足。特別是在他看來，他們兩人對上海之外的中國了解得太少，隻是住在租界裏幹革命。他強調冷靜、理智，絕不是缺乏勇氣，在他看來，沒有必要去犯盲動的錯誤，去做不必要的犧牲。
他的顧慮並非沒有道理，隻是丁玲和胡也頻根本聽不進去。就在這時，災難卻在大家都沒有心理準備的時候悄然降臨--1931年1月17日中午，胡也頻來到沈從文的住處，請他為房東剛剛死去的兒子想一副挽聯。兩人約好下午一起到胡家去寫，胡也頻從沈從文手中拿走六塊錢，便和他一起上街。他們從北四川路往南走去，胡也頻說要去買寫挽聯的白布，就和沈從文分手了。
沈從文下午如約來到丁玲家中，見胡仍未回家，依稀有一種不祥的感覺，帶點憂慮但又裝作平靜地和丁玲交談：“他約好我來寫挽聯，他這時還不回來，莫非路上被狗咬了。”
此時的丁玲，正在小孩身邊為小孩折疊一片圍身的白布。她聽到沈從文的話，滿不在乎地說：“不礙事，身上並不帶什麼東西。”
“他應當小心一點，他那麼灑脫，我為他擔心。”沈從文想想，還是說出了實話。
“從文，照你這樣膽小，真是什麼事都不能做！”丁玲的語氣裏多少有了一些不滿和責怪。
沈從文等了許久，見胡也頻仍未回家，隻好離去。到了晚上，他放心不下，又跑到丁玲家中，但還是不見胡也頻的蹤影。丁玲要他幫忙照看一下孩子，她自己卻走出家門。過了一段時間，她匆匆忙忙趕回來，但胡也頻仍然杳無音訊。
第二天一大早，沈從文醒來稍作梳洗就立即趕到丁玲家中，見胡也頻仍舊沒有回來，他依稀確信胡也頻出事了。
考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讓丁玲拋頭露麵，恐怕會引人注意或者遇上探子來將之一網打盡，沈從文便要丁玲留在家中，由他四處打聽。他從法租界到閘北，從閘北到靜安寺，跑遍了整個上海。他還托人給公安局打電話，詢問近日有無逮捕事件，但都沒有確切回答。
拖著疲乏的雙腿，沈從文回到住處。這時，天已發黑，寒意更深了。他剛剛走進公寓，就見到一位黃瘦矮小的老人在等著他。他回憶道：
把那個老家夥一把拉回房中，我就問他一些信上還未提及我卻有必須知道的事情，這送信人把頭隻是亂搖，用手指點拿在我手中那個信，“你看這個”，我於是再看了一次，方發現那揉皺了的紙角上，海軍學生還寫了一行很小的字，那行字是“事不宜遲，趕快為我想法取保。信送到後，給來人五塊錢”。
--原來是胡也頻從獄中托這位獄卒帶給他的。紙條證實了他的猜想。
一陣驚奇，一陣悲涼。友人終於有了下落，但還是不希望這個消息是真的--沈從文身上正好有剛拿到的15塊錢的稿費，於是就掏出5元錢給送信人。他想請來人給胡也頻帶一封信，但那人隻同意帶口信。沈從文就讓他轉告胡也頻不必心慌，他們在外麵的人會盡力保釋他的--胡也頻被捕的消息終於證實了：他就是在和沈從文分手之後，前往東方飯店參加一次秘密會議，在那裏被國民黨特務逮捕。
根據胡也頻的意思，沈從文去找了胡適、徐誌摩等人，又給南京的蔡元培、楊杏佛等文化名人寫信，希望通過他們能保釋胡也頻。為了得到更有效的協助，沈從文特地趕到南京，找一些國民黨要員，但都被拒絕。他們害怕惹上共產黨嫌疑。然而，為了友誼，沈從文早已把個人的利害關係置之度外。他頻繁地奔波在上海和南京之間。在第二次去南京時，沈從文拿到了一封蔡元培致上海市長的信。回到上海，他拿此信去見了市長張群，結果還是無濟於事。
終於打聽到探視的方法，沈從文和丁玲一起去關押胡也頻的龍華監獄探監。丁玲記得這天天氣很冷，空中飄著小小的雪花。她說：
我們在那裏等了一上午，答應把送去的被子、換洗衣服交進去，人不準見。我們想了半天，又請求送十元錢進去，並要求能得到一張收條，這時鐵門前看望的人都走完了，隻剩我們兩人。看守的答應了，一會，我們聽到裏麵有一陣人聲，在兩重鐵條門裏的院子裏走過了幾個人，我什麼也沒看清楚，從文卻看見了一個熟識的影子，我們斷定是也頻出來領東西，寫收條，我們聚精會神地等著，果然，我看見他了，我大聲喊起來：“頻！頻！我在這裏！”也頻也調過頭來，他也看見我了，他正要喊時，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對從文說：“你看他那樣多有精神嗬！”
他們還拿到了胡也頻寫的收條。在他所收到的胡也頻的所有書信中，這也許是最令他感動、令他難忘的。他捏著墨汁淋漓的收條，和丁玲興奮地談論著。十來天的奔波終於有了著落：“他還活著！”
為了營救胡也頻，沈從文又和丁玲一道前往南京，通過當年曾和胡也頻一起編輯副刊的左恭，繼續找國民黨要員們尋求出路。此時沈從文已顧不上什麼，親自去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陳立夫。可胡也頻始終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
沈從文和丁玲在南京一無所獲，隻得失望地回到上海。誰曾想，兩個人剛到上海，就得到胡也頻等已經在2月7日被殺害的消息。丁玲乍一得知這個消息時的鎮定，使在場的沈從文感到欽佩。丁玲在熟人麵前沒有掉下一滴眼淚，對每一個前來向她表示慰問的人，她隻是抿著嘴微笑，表現出一個女性少有的堅毅--她所熟悉、所摯愛的一個生命，就這樣被黑暗勢力扼殺了--此時，胡也頻留給她的除了帶著溫馨、浪漫的往事回憶，還有無盡的悲哀和仇恨。而與胡也頻永訣時的場景，就如同那一日的冬雨一樣，久久地灑在她的心上--隻是，她再也沒有淚水可以揮灑了。
胡也頻在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活著的丁玲，卻因他的消失，生活陷入更大的艱難。因為胡也頻被害，丁玲頓時成為上海的一個新聞人物。圍繞胡也頻的遇難，對她的傳言也越來越多。盡管各種無聊的傳言，並不能損害丁玲，也不會讓她和友人們感到憂慮。但是當聽說國民黨當局可能要對她和孩子采取進一步迫害的傳聞後，他們感到焦慮萬分--胡也頻被捕之後，為了避免特務的糾纏，丁玲搬到了與他們一家關係密切的李達、王會悟夫婦家中。李達雖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但當時已不再從事社會政治活動，而是成了一位學者--隨著風聲一日緊似一日，再住在李達這種政治性人物的家中，很可能有種種難以預料的不測風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