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臉，無常的天。你永遠也不知道，下一刻她會產生怎樣的不滿。
初遇，事業和愛情共萌女人的臉，無常的天。
中國文壇兩個重要的日子：1985年3月4日，丁玲逝世。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逝世。
快樂和痛苦，友誼和矛盾……沈從文與丁玲，這兩個湖南大文人之間的恩怨情仇，似將隨著二人的離世成為難解之謎。
說起沈從文與丁玲結緣，還要提起胡也頻。1925年1月，他的作品開始在報紙副刊上發表，其中的一個副刊為《京報》的“民眾文藝”，編輯之一便是胡也頻。不久，丁玲聽胡也頻說沈從文“長得好看”，特意和胡也頻一同來看望他。
一天早上，我正坐在窗下望到天井中沒有融化的積雪，胡帶來了一個圓臉長眉的年輕女人，來到我的住處。女人站在我的房門外邊不動，穿了一件灰布衣服，係了一條短短的青色綢類裙子，什麼話也不說，隻望到我發笑。教育同習慣使我永遠近於一個鄉下人，當時是一點不會客氣的，我就問她：“你姓什麼？”那女子就說：“我姓丁。”好了，這就得了，於是我房中就多了一個女人了。坐下時，女人還是笑，我那時候心裏想：“你是一個胖子的神氣，卻姓丁，倒真好笑咧。”
沈從文見到丁玲，兩人一交談，才知道他們同是湘西人。早在家鄉時，沈從文就聽一位哥哥講述過丁玲家鄉安福縣（今湖南臨澧縣）的事情。沈的家鄉鳳凰和丁的家鄉安福相距不遠，與丁所出生和生長的常德，雖相距數百裏，卻有一條河相連。
沈從文和丁玲一道回憶湘西的山水和風俗人情，談到感興趣的話題時，胡也頻就隻好被冷落一旁，任他們操著鄉音，快樂地交談--隻一口鄉音，無疑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很多東西，似乎也就在這個時候悄悄被注定了。隻是誰也不知道，結局到底會怎樣。
同年5月，丁玲和胡也頻離開了北京。沈從文經林宰平和梁啟超的介紹，到香山慈幼院圖書館當辦事員。秋天的時候，丁玲從追她而去湖南的胡也頻那裏，獲得了愛情的喜悅和興奮。丁玲和胡也頻雙雙返回北京，成了甜蜜的新婚夫婦。最初，他們三人都住在香山，雖然不在一起，但來往頻繁。有時，他們斷了炊，便跑到沈從文的住處，同他一起吃慈幼院大廚房的粗饅頭。如果兩人吵架，其中的一個就會跑到沈從文這裏來，訴說冤屈--香山上的三人，一直處在親密、融洽的關係之中，直到此時才真正開始了他們的友誼。
沈從文和胡也頻在香山期間，仍在繼續努力創作。他們的小說或詩，雖然在報紙副刊上時有發表，但仍然未能成為引人注目的新星。丁玲此時與文學創作沒有任何關係，她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文學才能，隻是出於興趣而埋頭讀著小仲馬的《茶花女》、莫泊桑的《人心》、屠格涅夫的《父與子》。
對沈從文和胡也頻每天做的辦刊計劃，丁玲沒有太大的興趣。雖然他們總是設想她是辦刊時的一個得力幫手，可她隻是笑笑，從不認為自己也會走上文學之路。偶爾收到胡也頻的退稿，為了安慰他，丁玲也幫他們籌劃辦刊，但到底不是出於興趣所至才這樣做。
1926-1927年，沈從文與胡也頻的作品開始頻繁發表。特別是沈從文，在1925年底得到徐誌摩的大力讚賞之後，逐漸成為北京文壇引人注目的新星。1927年，他的第一個小說集《蜜柑》由新月書店出版，更是標誌著他已經從一個湘西的“鄉下人”，走進了他為之奮鬥多年而夢寐以求的文學殿堂。
這個時候的丁玲，在沈從文和胡也頻的影響下，雖然沒有開始創作，倒也結識了許多詩人和作家。直到1927年秋天，她創作了第一篇小說《夢珂》寄到《小說月報》，得到編者葉聖陶的賞識，發表在當年的12月號上。同年冬天，又創作了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她這個文學精靈才開始正式飛翔，從此和沈、胡二人一道走上了文學之路。
1928年2月，功成名就的沈從文先行離開北京，前往文化中心南移後的上海。就在沈從文離開北京的這段時間裏，丁玲愛上了幫忙講授日語的馮雪峰。麵對胡也頻和馮雪峰，丁玲陷入一種情感旋渦。為了擺脫這一棘手的選擇，大約在沈從文之後兩個月左右，丁玲和胡也頻也從北京來到上海。
沈從文麵對意想之外的變化和這種場麵，又急又愁。他不清楚他們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更不知該如何勸說，隻能無助地在一旁觀看。他為朋友們發生這樣的事情，感到著急，他想為胡也頻做些有益的事情，可是又不知從何著手。幾天後，丁玲和胡也頻兩人離開上海去了杭州--不曾想，在杭州，她依然麵臨著選擇--同去杭州的，還有馮雪峰。
沈從文在上海，等待著朋友們的歸來。大約一周之後，胡也頻突然一個人回到了上海，帶著苦澀的笑。沈從文回憶說：
我問清楚了丁玲還在杭州，他卻又是在一次流淚賭咒的情形下跑來上海，於是我就同他在一個大木床上躺下來，詳詳細細究詢他這件事的前因後果，聽這個人作一切不離孩子氣的申述，且記著這件事每個要點，等他無話可說時，便為他把這件事從旁觀者看來各方麵必須保持的最合乎理想的態度說明。因為他尚告給我兩人雖同居了數年，還如何在某種“客氣”情形中過日子，我便就我所知道的屬於某種科學範圍的知識，提出了些新鮮的意見，第二天，就又把他打發回到杭州去了。這次回去，我對於海軍學生所作的一番勸告，大致很有了些用處，風波平息了，一切問題也就在一份短短歲月裏結束了。兩人在西湖葛嶺一個單獨院子裏，大約將近三個月。三個月中的生活，或者因為新增加了從前所缺少的成分在內，故兩人簡直像一對同度蜜月的伴侶。
丁玲和胡也頻、馮雪峰之間的波折，就這樣在杭州趨於平靜。
1928年7月，丁玲和胡也頻從杭州回到上海。很快，胡也頻成了在上海的國民黨《中央日報》文藝副刊的編輯。其時，沈從文正陪母親去北方看病，等他重新返回上海，在胡也頻、丁玲處得知這個消息後，三個人便商量將這副刊定名為《紅與黑》。這一年，對沈從文、丁玲來說，都是創作豐收的一年。當時文壇最有影響的刊物之一《小說月報》，在年發表作品數量上，沈從文排名第一，丁玲則和茅盾並列第二。丁玲這時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頓時成為讀者和評論界青睞的對象。
《紅與黑》1928年7月19日創刊，10月31日停刊，隨著《紅與黑》副刊的結束，他們開始籌劃出版《紅黑》《人間》雜誌，籌劃辦自己的出版社。他們躊躇滿誌，希望為自己開辟一個廣闊的文學天地。盡管帶有青年人的單純和浪漫，但他們毫不膽怯。上海雖大，資金雖拮據，但自北京萌發的辦刊物和出版社的願望，卻因為自己的創作日益受到讀者的歡迎而鼓舞，一天天地強烈起來。上海日見興旺的出版業，也刺激了他們這一想法。
1929年的新年，對於三個已經闖進文學殿堂的年輕人來說，前景從來沒有這麼美妙。繁忙的日子，反倒充滿著創業的喜悅。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他們經過多年努力，現在終於有了自己的出版社--雖然小得可憐，但無疑不是一件令他們雄心勃勃的大事--他們從胡也頻的父親那裏借來一筆錢，紅黑出版社便在薩坡賽路204號這幢房子裏誕生了。首先是《紅黑》雜誌於1929年1月10日創刊，隨後開始出版“二百零四號叢書”。與此同時，他們還為人間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人間》雜誌，這個刊物也在同年同月20日創刊。
盡管他們牢騷滿腹，也信心十足，但刊物並沒有顯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特色，更沒有以特殊的氣勢，在文壇產生震動。他們強調獨立，強調走自己的路，固然是一種可貴的文學態度，而且刊物上也發表了一些他們的重要作品。但在編輯刊物上，卻使他們無形之中將刊物變成一個狹窄的天地。除了自己的作品，他們沒有擴大作者隊伍。他們畢竟隻是熱衷創作的青年作家，更不了解上海商品社會的奧妙。縱然雄心勃勃，卻因缺乏經驗而告失敗--1930年秋天，沈從文隻身前往武漢大學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