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因為張達民的無賴和唐季珊的不忠，阮玲玉再次失去了感情的寄托。不料，此時電影開拍了。阮玲玉隻好選擇把心中的痛苦融化在所扮演的角色當中。她演得忘情而投入：在拍韋明自殺的一場戲時，阮玲玉當時躺在床上已經把藥吃下去了，但是她忽然又覺得她不應該死，她覺得她死了，所有的罪惡也便隨著她的死而消失了。這個時候，她反倒有一種求生的欲望，所以她飾演的劇中人在臨死之前對醫生說：“救救我，我要活。”
這個鏡頭拍得相當出色，在場所有的人都被她的表演所打動，潸然淚下。拍攝已經結束，阮玲玉卻因入戲過深，情緒依然無法平複，哭得全身抽搐起來。蔡楚生便讓工作人員退場，他留下來默默陪伴她。阮玲玉許久沒有說話，她想起自己悲苦的命運，與劇中女主角何其相似。其時，她正處於情感危機之中，張達民的無賴與唐季珊的無情，讓她沒有退路，她不知該如何麵對以後的生活。戲拍完了，阮玲玉多麼希望從戲中醒來是不一樣的人生，可是，戲結束了，現實更為淒涼。想到這裏，阮玲玉突然無法自抑地失聲痛哭。
蔡楚生看著她，很是心疼，卻不知道該如何安慰。以前，他總覺得這個很有名的女星，生活是幸福的，可是，通過這些天與她的接觸，蔡楚生發現她如此痛苦地掙紮。他知道這時任何安慰都無濟於事，還是讓她痛哭一場，發泄心中壓抑的情緒，這樣對身體有好處。阮玲玉情緒稍稍平複後，對蔡楚生說：“我多麼想成為這樣的一個新女性，能夠擺脫自己命運的新女性，可惜我太軟弱了，我沒有她堅強。”
蔡楚生當即就安慰了她。在安慰她的同時，他也傾訴了自己卑怯的內心。與阮玲玉一樣，在光環的背後，他們都有共同的不願讓人知道的過去。在當年，很多導演都是留洋回來的，個個科班出身，而蔡楚生隻是從電影義工一步步做過來的，提到過去，有些仰慕他的人便心生鄙夷。阮玲玉也是，她最怕別人知道自己是傭人的女兒。
女人在走投無路時，最需要找人傾訴。蔡楚生無疑成了阮玲玉最好的傾聽者。導演與演員的心意相通，成就了一部又一部出色的電影。蔡楚生用他的能力，用自己的方法向阮玲玉傳達自己的信息，同時也用自己的方式去了解阮玲玉。此時，唐季珊除了有外遇，還不時地打罵阮玲玉。蔡楚生就這樣成了她唯一的救命稻草，她向他傾訴自己的身世，與張達民的過去，與唐季珊的不幸。在阮玲玉的潛意識裏，男人是女人的依靠，她從沒有想過去做一個獨立的女人，即便她在經濟上獨立了，她的人格也從未獨立過。
以前她依賴張達民，現在她依賴唐季珊，而今她發現連唐季珊也不可依賴後，她開始絕望了。在絕望中，她發現了可以依賴的蔡楚生。從這天開始，阮玲玉發現自己的心離蔡楚生更近了。蔡楚生本來就對阮玲玉很欣賞，這些天的朝夕相處，軟語交談，更讓他為這個嫵媚又悲涼的女人心動，一種微妙的情愫在他心裏產生了。
他於她滿是憐憫和心疼，她於他滿是寄托和希冀，原以為他會是那個最懂她，可以帶她脫離現實的困境，給她靈魂以安穩的男子。卻不料，電影《新女性》拍完以後，竟會引來一場軒然大波。
1935年，由於電影《新女性》以女演員艾霞自殺的經曆為原型，抨擊了社會的醜陋黑暗和小報記者的造謠中傷，內容涉及對新聞界的批評，阮玲玉因此與新聞界交惡。同唐季珊、張達民之間的官司成為被輿論攻擊的焦點，同時封建惡勢力利用她的婚姻訟案大做文章，造謠中傷，把一桶桶髒水潑到她的身上。
由於大環境的敏感，他們遭到了來自國民黨當局的巨大壓力。自然，電影的上映也受到阻撓，與此同時，阮玲玉的職業聲譽也走到了懸崖邊上。一個最要麵子的女人，卻被兩個同居過的男人推向法庭，這一切阮玲玉受夠了，她忍無可忍。她感覺自己再也走不下去了，她太累了，覺得這個世道太可怕了。此時她想到了蔡楚生，帶著奢侈的幻想，她向他發出求救的信號。她多麼希望蔡楚生能帶著她離開這裏。
雖然，阮玲玉的遭遇令蔡楚生十分同情，而且此前他對阮玲玉也或多或少有一種男人對女人的欣賞和喜愛。但是，他是個有家室的男人，而且他也怕因為卷入阮玲玉的生活而承受太多的社會輿論，導致他失去心愛的電影事業--為了電影，他奮鬥了半生，現在為了一個女人，怎能說放棄就放棄呢？--所以在這個關鍵時刻，麵對阮玲玉的求救，蔡楚生退卻了，他選擇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