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嚐君的“君”是一種封君，他的封國在山東薛城。封君可以在封國內征收賦稅，但必須奉行國家統一法令，也要向國家上稅，國家還專門派人（“相”）看著他。他可以築城和建築宮室，可以有守衛的保安團，但是封國與郡縣一樣，發兵之權都由中央直接掌握。
更多情況下，封君是在國都上班，擔任什麼官職，國家另派官員（即“相”）去治理他的封地，他隻是遙領封地的賦稅，等退休以後，才搬家到封地去生活。這種封君在後來的漢朝依舊有很多，不過當時不叫“封君”了，稱為侯，比如絳侯周勃、淮陰侯韓信什麼的。
總之，封君不同於從前春秋時代擁有封邑、封地的卿大夫，封君的權限小了很多，名額也隻限於王室成員（比如齊威王的弟弟靖郭君田嬰），或者個別功勳卓越人士（比如商君商鞅封得商於之地），以及國君寵幸的男伴侶。這體現了世襲貴族的力量還是在滑坡，平民的力量在崛起，而相應君主的中央集權在加強，這正是戰國前中期的特點。
從前西周、春秋時代，擔任國家高職的都是世卿大夫，有世襲封邑，屬於分封製模式下的貴人世襲政治。但是到了戰國，布衣崛起，貴族世襲階層及其封邑被大量削弱或取締，布衣士人開始擔任各種官職。從前春秋時代，每次三軍出征，將佐們都是世代為卿的大家族的頭麵人物，而戰國官列卿相的都是吳起、鄒忌、商鞅、張儀、龐涓、孫臏、蘇秦這些平民布衣出身的人（當然貴族做卿相也有，比如秦魏冉、樗裏疾，齊孟嚐君，魏公子印，韓公仲，楚的昭、屈、景氏，楚最甚，因此也最敗家）。適應布衣當官，郡縣製相應也就取代了封邑製，這樣官位才能多些，並且使大量布衣都能輪上。社會正在從家天下，變成官天下。
布衣的崛起，大約跟孔子有關。孔子開設私學，使學問不再壟斷在貴族卿大夫階層中間，而武裝了士人。布衣士人從政，也改變了治國的特點。從前春秋時代貴人家族政治，用德來引導教化民眾，不怎麼用法，把法律頒布給小民看，在孔子、叔向這些老派的人看來，都是削弱了貴族的崇高感，並且認為以法治民，是一種相對於以德治民的墮落。但是戰國士人卿相們，創造了法家，一切任以法。這不知是一種進步還是退步，但人們來不及爭吵，它已經流布開來。這是一種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區別，可以從古代一直爭論到如今。
在戰爭技術上，從前春秋時代，鬥爭還不算殘酷，並且打仗也講究禮儀。如今戰國士人從政，其打仗的特點也變了，空前慘烈，而且毫不忌憚地使用謀詐。貴人們有貴人的打法，士人們有士人的打法，前者講求德義之兵，後者則隻求利害和利益。這又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在戰爭領域的碰撞。
本書寫的就是戰國的前中期，從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的戰國，具體地說，是從公元前453年到公元前296年，戰國的前期和中期。這一時期的列國君主紛紛稱王，我們知道鱷魚凶猛，無堅不摧。趙簡子、趙襄子（無恤）分割大晉，號稱“簡襄主之烈”，是鱷魚的雛形。繼起的魏文侯修政革新，吳起樂羊，西侵秦國，北吞中山，及至魏惠王稱雄以戰國首強，東搏強齊，西鬥惡秦，北拔邯鄲，豈不偉哉。但是，四戰之地的中原形勢耗盡它的領先優勢。魏國大鱷魚光芒萬丈於曆史長河之中又鑽入泥底。
東方，齊威王戰勝於朝廷，齊宣王揚名以稷下。南方，楚懷王則繼先王之餘烈，北取襄城，東亡吳越，儼然南國雄鱷，不過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身死人手，為天下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