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嚐君的“君”是一種封君,他的封國在山東薛城。封君可以在封國內征收賦稅,但必須奉行國家統一法令,也要向國家上稅,國家還專門派人(“相”)看著他。他可以築城和建築宮室,可以有守衛的保安團,但是封國與郡縣一樣,發兵之權都由中央直接掌握。
更多情況下,封君是在國都上班,擔任什麼官職,國家另派官員(即“相”)去治理他的封地,他隻是遙領封地的賦稅,等退休以後,才搬家到封地去生活。這種封君在後來的漢朝依舊有很多,不過當時不叫“封君”了,稱為侯,比如絳侯周勃、淮陰侯韓信什麼的。
總之,封君不同於從前春秋時代擁有封邑、封地的卿大夫,封君的權限小了很多,名額也隻限於王室成員(比如齊威王的弟弟靖郭君田嬰),或者個別功勳卓越人士(比如商君商鞅封得商於之地),以及國君寵幸的男伴侶。這體現了世襲貴族的力量還是在滑坡,平民的力量在崛起,而相應君主的中央集權在加強,這正是戰國前中期的特點。
從前西周、春秋時代,擔任國家高職的都是世卿大夫,有世襲封邑,屬於分封製模式下的貴人世襲政治。但是到了戰國,布衣崛起,貴族世襲階層及其封邑被大量削弱或取締,布衣士人開始擔任各種官職。從前春秋時代,每次三軍出征,將佐們都是世代為卿的大家族的頭麵人物,而戰國官列卿相的都是吳起、鄒忌、商鞅、張儀、龐涓、孫臏、蘇秦這些平民布衣出身的人(當然貴族做卿相也有,比如秦魏冉、樗裏疾,齊孟嚐君,魏公子印,韓公仲,楚的昭、屈、景氏,楚最甚,因此也最敗家)。適應布衣當官,郡縣製相應也就取代了封邑製,這樣官位才能多些,並且使大量布衣都能輪上。社會正在從家天下,變成官天下。
布衣的崛起,大約跟孔子有關。孔子開設私學,使學問不再壟斷在貴族卿大夫階層中間,而武裝了士人。布衣士人從政,也改變了治國的特點。從前春秋時代貴人家族政治,用德來引導教化民眾,不怎麼用法,把法律頒布給小民看,在孔子、叔向這些老派的人看來,都是削弱了貴族的崇高感,並且認為以法治民,是一種相對於以德治民的墮落。但是戰國士人卿相們,創造了法家,一切任以法。這不知是一種進步還是退步,但人們來不及爭吵,它已經流布開來。這是一種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區別,可以從古代一直爭論到如今。
在戰爭技術上,從前春秋時代,鬥爭還不算殘酷,並且打仗也講究禮儀。如今戰國士人從政,其打仗的特點也變了,空前慘烈,而且毫不忌憚地使用謀詐。貴人們有貴人的打法,士人們有士人的打法,前者講求德義之兵,後者則隻求利害和利益。這又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在戰爭領域的碰撞。
本書寫的就是戰國的前中期,從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前4世紀的戰國,具體地說,是從公元前453年到公元前296年,戰國的前期和中期。這一時期的列國君主紛紛稱王,我們知道鱷魚凶猛,無堅不摧。趙簡子、趙襄子(無恤)分割大晉,號稱“簡襄主之烈”,是鱷魚的雛形。繼起的魏文侯修政革新,吳起樂羊,西侵秦國,北吞中山,及至魏惠王稱雄以戰國首強,東搏強齊,西鬥惡秦,北拔邯鄲,豈不偉哉。但是,四戰之地的中原形勢耗盡它的領先優勢。魏國大鱷魚光芒萬丈於曆史長河之中又鑽入泥底。
東方,齊威王戰勝於朝廷,齊宣王揚名以稷下。南方,楚懷王則繼先王之餘烈,北取襄城,東亡吳越,儼然南國雄鱷,不過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身死人手,為天下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