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宋代的地位(1 / 3)

四川在宋代的地位

每一個國家、民族和每一個地區,在曆史上都有值得驕傲,引以為自豪的時代。地處我們偉大祖國西南的四川,自古以來,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勤勞勇敢的巴蜀兒女,三四千年前就勞動、生息、繁殖在富饒美麗的巴山蜀水的土地上。兩千多年前,四川人民就修建了至今仍然舉世矚目的都江堰,把成都平原建設為天府之國。在我國的曆史上,四川人民為四川和中華民族的曆史發展、社會進步作出了卓越貢獻。在四川曆史上,有許多值得人們引以為自豪的曆史時代,宋代就是其中之一。四川人民對宋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作出了特殊的貢獻,在全國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一、四川在宋代的政治軍事地位

宋王朝,是結束了五代十國分裂割據,在中原和南方地區建立起來的一個中央王朝。與宋王朝相對峙的,則有北方的遼朝和金朝、西北的西夏和雲南的大理等政權。四川位於宋朝的西南邊疆。這種地理位置,加上它經濟的繁榮,就使它成為支援北宋王朝抵抗遼朝和西夏進攻的大後方;在南宋又成為支撐西線抗擊金、蒙進攻的前沿戰場;而宋初四川人民的武裝反抗鬥爭又是推動宋朝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這些就構成了四川人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對宋代和中國曆史發展的傑出貢獻。

960年,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推翻後周政權、建立宋朝。亁德元年(963)平荊湖,乾德三年(965)正月平蜀。宋初四川人民的反宋武裝鬥爭,開始於北宋平蜀的965年爆發的蜀兵上官進和全師雄起義,結束於1000年真宗鹹平三年的王均兵變。曆經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三十多年中,包括士兵、農民和各階層群眾在內的反宋武裝鬥爭達二十次之多。全師雄起義,王小波、李順起義和王均兵變,都曾置官設署,建立政權。尤其是全師雄起義和王小波、李順起義更是席卷全川。四川人民的反宋鬥爭規模之大,次數之多,延續時間之長,遠非其他地區可比;而且又發生在新的封建王朝剛剛建立和全國反宋武裝鬥爭相對緩和之時。因而,它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打擊就更為深重,教訓更為深刻,影響更為深遠,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也就更為明顯。這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全師雄領導的蜀兵反宋武裝鬥爭,對宋王朝嚴懲貪官暴吏、整頓吏治和禁止部將在統一戰爭中殘殺人民、掠奪財物,發生了深遠影響。

全師雄領導的蜀兵反宋鬥爭,發生在宋王朝進行統一戰爭、削平各個割據政權的初期。乾德元年(963)宋軍平荊湖;二年(964)十一月至三年(965)正月,宋軍前後隻用了六十六天就滅後蜀,占領全川。被勝利衝昏頭腦的以王全斌為首的宋軍將士,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他們虐待蜀兵,克扣蜀兵軍餉,並先後屠殺蜀兵近十萬人。有的宋軍軍官竟殘忍到“割民妻乳而殺之”。宋軍平蜀統帥王全斌一次在成都就誘殺蜀兵達二萬七千多人。這些殘暴行為激起了全師雄領導的蜀兵起義。“自是邛、蜀、眉、陵、簡、雅、嘉、東川、果、遂、渝、合、資、昌、普、戎、榮十七州並隨師雄為亂”,聚眾達十餘萬人,釀成了宋代第一次規模最大的群眾反宋武裝鬥爭。曆時一年有餘,宋王朝才把這次蜀兵起義鎮壓下去。在蜀兵反宋起義過程中,四川人民一方麵配合蜀兵反擊宋軍的暴虐殘殺;另一方麵“偽蜀臣民往往詣闕”,控告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等“破蜀時豪奪子女玉帛,及擅發府庫、隱沒貨財諸不法事”。宋軍將士貪贓枉法造成的嚴重後果,迫使趙匡胤在乾德五年(967)召諸將還朝,審查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等“克削兵士裝錢,殺降致寇”之罪,查獲“凡所取受隱沒,共為錢六十四萬四千八百餘貫,而蜀宮珍寶及外府他藏不著籍者,又不與焉”;“令禦史台集百官於朝堂,議全斌等罪”。黷貨殺降的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都被貶官降職,贓物發還原主。清廉謹飭、不自矜伐、囊中惟圖書衣衾的平蜀大將曹彬,獨居佛寺蔬食,拒絕收受孟蜀群臣賄賂的隨軍轉運使沈義倫,都得到晉升和獎勵。從此以後,宋朝更加注重整頓吏治,嚴懲贓吏成為宋初施政的一大特點。特別是在削平各個割據政權,進行統一戰爭的過程中,更是嚴禁諸將殺降擄掠。史書記載:“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開寶七年(974)十月,趙匡胤令曹彬平江南,反複囑咐:“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因而曹彬伐江南雖遇到節節抵抗,“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南唐堅決負隅頑抗,拒絕投降,曹彬仍然“終欲降之,故每緩攻”。同年十一月,曹彬被迫攻城前夕,還故意忽然稱疾,待諸將前去問候,彬乃開導曰:“餘之病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疾愈矣。”最後,諸將做出“不妄殺一人”的保證,相與焚香為約,曹彬始下令攻城。果然,城破之日,宋軍沒有妄殺降民。對此,南宋人呂祖謙在其所著《宋朝大事記》一書中曾評論說:

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王不啻仇讎,而我太祖待之極其恩禮。劉悵,巵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故僭偽之豪,悉得保全,老死於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而我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眾,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即未之聞也。

呂祖謙的上述評論,難免不對他的大宋皇帝有許多溢美之詞。但自平蜀以後,宋軍討南漢,平江南,征北漢,吳越納土,確實是未再像平蜀時那樣以征服者自居,肆意殺戮人民、掠奪財物。究其原因,倒不是趙匡胤等宋朝皇帝是“仁心”之主,而是“平蜀多殺”,引起了以蜀兵為主力的四川人民的武裝起義。四川人民用血的代價,教訓了趙宋統治集團,使其改弦更張,減少了統一戰爭的破壞,保護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從而有利於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這是宋代四川人民的一大重要貢獻。

(二)王小波、李順領導的宋代第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使我國農民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對推動宋代社會的發展和後代農民革命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宋初,北宋王朝對四川人民的壓迫剝削而引起的王小波、李順起義,在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權,使宋王朝在四川的統治幾乎土崩瓦解。從993年到995年,曆時兩年,宋朝才把這次席卷全川的農民起義鎮壓下去。這次起義使四川地區的封建地主階級,特別是唐末五代殘餘的世族勢力受到沉重打擊。許多惡霸地主被農民起義軍鎮壓;廣大農民打爛了他們的莊園,搗毀了他們的宅第,沒收了他們的財產。經過這次農民起義的打擊,四川大地主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削弱,抑製了大土地所有製的發展。在這次起義的影響下,其後宋代的兩百多年間四川官僚地主高度集中土地的現象都不嚴重。當北宋末年和南宋初期東南地區皇親國戚、文武臣僚、地主商人掀起土地兼並浪潮,收租幾十萬石的大地主不斷湧現時,四川的大地主所有製也不發達。這次起義也給了封建統治者沉重的懲罰和教訓。不少州縣的貪官汙吏,一個個葬身於農民起義的革命烈火。宋太宗也被迫下“罪己詔”,承認“親民之官,不以和惠為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為功”,表示要“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起義被鎮壓以後,“川陝(峽)選官多憚行”,心有餘悸,懼怕到四川做官。八十年後,王安石推行市易法,宋王朝大臣馮京和神宗皇帝還以“曩時西川榷買實物,致王小波之亂”,而憂心忡忡。尤其是這次起義後,宋朝統治者害怕農民反抗,就把宋太祖製定的養兵政策改為荒年募兵的製度,一遇荒年凶歲,就招募饑民為兵。這種政策雖然分化瓦解了農民起義和造成冗兵冗費,但也使饑民免於流徙、死亡,保護了社會勞動力,避免了曆代經常大量出現流民和流民起義所引起的社會動蕩,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發展。而這次農民起義的突出功勳,則在於提出了“均貧富”的革命綱領,不僅激勵了當時的人民去反對封建剝削製度,而且啟發了後代農民起義把反封建剝削製度的鬥爭引向更高更深的發展階段。這不能不是宋代四川人民對全國的又一重大貢獻。

(三)宋初四川人民的反宋武裝鬥爭還調整了四川地主階級和北宋中央王朝之間的關係。從此以後,北宋朝廷認識到要鞏固在四川的統治,必須依靠和團結四川的地方勢力,從而,改變了宋初排斥、歧視四川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政策,開始注意聯合和啟用四川的地主階級和知識分子,共同對四川人民進行統治。四川的地主階級和知識分子也改變了不樂仕進的態度,積極地入仕做官,開創了宋代四川人才輩出的局麵。而宋朝也重視選派較為廉潔的官員入蜀主政,出現了一批治蜀有方的官員,四川人民的處境得到一些改善。從宋初以後,四川一直未爆發大規模的反宋武裝鬥爭,出現了社會安定和經濟繁榮的局麵,從而影響和推動了全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

總之,宋初四川人民的反宋武裝鬥爭,對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積極作用。

南宋四川人民的抗金戰爭則保衛了南宋的偏安,使南方高度發展的經濟文化免受女真貴族軍隊的破壞,並得以繼續發展。

南宋時期,四川處於宋朝西線前沿,在軍事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當1127年北宋滅亡,南宋政權建立的最初幾年,宋高宗趙構一直過著逃命皇帝的生活。1129年秋至1130年初,金軍大舉南下,橫掃兩浙、江西、湖南等地,宋高宗從杭州逃到越州(今浙江紹興),又逃明州(今浙江寧波),並渡海逃到定海(今浙江鎮海),最後於1130年2月逃到溫州。因金軍不習慣海上作戰,宋高宗才免於被俘。隨後,南下的金軍,碰上江南春天多雨,地麵多水,不適宜騎兵活動,加之孤軍深入,數月跋涉,疲憊不堪,才不得不宣布“搜山閱海已畢”,在江南大肆掠奪財物後,於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春末沿運河北撤。金軍在北撤的過程中,被韓世忠在黃天蕩堵截了四十八天;5月,又被嶽飛襲擊後隊,殺死金兵一百七十人,收複了建康。算是打了兩個勝仗。

經過這次金軍南下,江南地區受到嚴重破壞;宋軍更是一蹶不振,已經無力再次招架金軍大舉南侵。當時負責川陝防務的張浚,害怕金軍複擾東南,南宋朝廷有滅頂之災,乃於建炎四年(1130)九月,集中陝西兵力四十萬,與金兀術在富平展開了金軍南侵以來宋軍第一次大規模的抵抗。結果“王師大潰”,宋朝全部喪失陝西地區。巴蜀大震,張浚也逃到四川,能否確保四川也難於逆料。有人甚至主張放棄四川,退守夔門。南宋朝廷麵臨金軍占領四川,由長江順流而下直搗東南的厄運。

在這緊急關頭,吳玠招集散亡士卒數千人,退保和尚原(今陝西寶雞南),阻止金兵揮師進攻四川。紹興元年(1131)三月,兀術率兵數萬進攻和尚原,五月,被吳玠打敗,“俘馘首級及甲兵以萬計,宗弼(兀術)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麾蓋。自入中原,其敗衄未嚐如此也”,被迫率殘兵敗將返回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