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商品經濟的繁榮與交子的產生
一
中國宋朝四川的交子，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人類出現貨幣的曆史大約有三千年，而出現紙幣的曆史還不到一千年。正因為如此，近幾十年來，中外學者研究交子的論著不絕於書。對交子產生的原因，從宋至今，有言其“取於唐之飛錢”者，有言其“蜀人鐵錢之重，不可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者。這些看法無疑道出了交子產生的重要原因。但是交子這種世界上最早的紙幣，恰恰在宋朝的四川地區最早產生，而不在宋朝的其他地區產生，顯然還有更為深刻、更為特殊的經濟原因。
交子是可以在市場上流通的信用紙幣。它是鐵錢的代表和符號，與鐵錢具有同樣的職能。《宋史·食貨誌》說，“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唐之飛錢”，直溯曆史淵源，得其曆史演進之實。但唐代的“飛錢”，宋代的“便換”，是彙兌票據。與“飛錢”性質略為相同的宋代“鹽鈔”、“交引”等領取實物的票據，雖可“轉鬻”，輾轉用作支付手段，亦非在市場自由行使的信用貨幣。此外，唐代櫃坊存放銅錢的“存放證明”，宋代商業中的“賒據”則是一種信用支取票據。總之，無論是“飛錢”、“便換”、“鹽鈔”、“交引”、“存放證明”、“賒據”，都不是認票不認人的信用貨幣，而是某種信用票據。這種信用票據絕不能不受客觀經濟環境的製約，就自然而然地變成信用紙幣的，它必須在適宜的經濟土壤中才能發展成信用紙幣。而且從唐代的“飛錢”，到宋代的“便換”、“鹽鈔”、“交引”，並非蜀中特產，隻此一家，別無分店，它更多的還是行使於中國其他地區，而不是行使於蜀中地區；隨著曆史的進程和社會經濟發展，它既可在蜀中演變成紙幣，亦可在中國其他地區演變成紙幣，然而它卻唯獨在蜀中演變成紙幣，這就不能不有更為深刻的經濟原因。
宋初蜀中使用鐵錢，行旅齎持不便，激化了貨幣流通中的矛盾，確實是交子產生的特殊原因之一。然而鐵錢重，不便貿易，並不會必然產生出紙幣的。宋代的銅錢亦不太輕，“得錢千，重五斤”，即一貫有五斤重，同樣具有不便貿易的矛盾。蜀中的小銅錢一當小鐵錢十，同值鐵錢的數量和重量大於銅錢的十倍，比銅錢更為不便。但景德以後改鑄的大鐵錢，“貫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同值的一貫大鐵錢，隻比一貫銅錢重七斤半，是銅錢重量的一倍半，同值鐵錢與同值銅錢重量的差距已大大縮小。如果說，交子之所以成為貨幣，僅僅是鐵錢重不便貿易而產生的“質劑之法”，那麼，在行使銅錢的廣大地區同樣有銅錢較重不便貿易的矛盾，為什麼不能產生類似交子這樣的紙幣來代替銅錢，以便貿易呢？
中國鐵錢曆史發展證明，僅僅是鐵錢貿易不便，是不會產生出紙幣的。四川地區在東漢公孫述割據時期、三國蜀漢時期和五代孟蜀時期都曾使用過鐵錢，就沒有能夠產生出交子。宋代行使鐵錢的地區，也不止蜀中一地，河東、陝西地區一直是銅錢、鐵錢兼用，就沒有產生交子。宋初廣南、江南，亦權用舊錢，如川蜀法。直到太宗繼位，才禁止江南用鐵錢，福建地區則仍令建州鑄大鐵錢與銅錢並行。這些使用鐵錢的地區也未產生交子。
鐵錢之所以不會必然產生紙幣，原因在於，解決鐵錢太重不便貿易的矛盾，亦並非隻有紙幣這一種辦法。在曆史上，充當商品交換等價物的貨幣，有金屬和牲畜等各種物品，有各種鑄幣和紙幣。而以物易物的物物交換更是曆史上長期存在的十分普遍的交換方法。在宋代四川，距離交子發源地成都不遠的黎州（漢源縣），無論是交子產生以前，或是交子產生以後，當地少數民族同漢人之間的貿易，一直是以物易物，既不使用銅錢，也不使用鐵錢，更不使用交子。在1948年和1949年中國的國民黨統治區內，物價飛漲，貨幣貶值，國民黨政府所發行的銀圓券、金圓券等紙幣，完全失去了信用價值，在任何交易中都無法行使，這時四川地區就自然地出現了以金子、銀圓和糧食、棉紗等物品作為貨幣，進行商品交換。其中棉紗更是一種小額商品交換的通用貨幣，可以用一支或幾支棉紗在餐館支付餐費，或在商店購買各種小商品。十分明顯，在曆史上的某一時期，究竟用什麼作貨幣，並不取決於人們的主觀意誌和政治權力，而取決於客觀社會的經濟發展程度和商品交換的客觀需要。整個世界貨幣發展演變的曆史也表明，並非鐵錢這種賤金屬鑄幣出現之後，就要產生紙幣，更多的還是金銀等貴金屬鑄幣出現之後才產生紙幣的。鐵錢的行使和紙幣的產生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
我們還應當看到，在宋代四川交子行使半個世紀後，宋朝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曾經利用政治權力把四川交子移植到行使鐵錢的河東、陝西地區，結果均遭失敗。河東交子始行於熙寧二年，以“河東運鐵錢勞費，公私共苦之”，乃“詔置交子務於潞州”。但因河東商品經濟水平低，不具備交子流通的條件，“商販緣邊，以無回貨，故入中糧草，請算礬鹽。若交子法行，必不肯中納糧草，不惟有害邊計，亦恐礬鹽不售”。宋神宗隻得朝令夕改，在熙寧三年七月，“罷潞州交子務”。河東交子方罷，熙寧四年正月，宋朝又行交子之法於陝西。因陝西同樣不具備使用交子的條件，“交子之法，可行於蜀，不可行於陝西”，若“令民盡納銅鐵錢於官，而易以交子”，將“使細民流離失業，無以為生”。乃在熙寧四年四月，“詔罷陝西見行交子法”。三年之後，熙寧七年元月，為救鹽鈔之弊，宋朝又在陝西的永興路、秦鳳路和熙河路發行交子，解決邊儲。結果“交子多出，而錢不足，致價賤虧官”。延至熙寧九年正月，隻好宣布“陝西交子法更不行，官吏並罷”。這三次在河東、陝西推行交子，發行紙幣，均以失敗告終。所以紹聖元年（1094）以後，宋朝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在陝西推行交子，就改變了在陝西獨立發行交子的做法，而是把四川的交子範圍擴大到陝西地區。四川交子“界率增造，以給陝西沿邊榷買及募兵之用，少者數十萬緡，多者或至數百萬緡。而成都乏用，又請印造，故每歲書放亦無定數”。崇寧元年陝西複行交子法，也是把四川交子擴大到陝西地區。《宋史·食貨誌》說，“自朝廷取湟、廓、西寧，籍其法以助經費”，使四川交子發行額“較天聖一界逾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新交子一當舊者四”，乃於大觀元年改四川交子務為錢引務，改交子為錢引，“仍用舊印行之，使人不疑”。這些在河東、陝西行使的四川交子和錢引，都要流回“成都換易。故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陝有道途之艱，豪家因得以損直斂取”。實際上四川交子在河東、陝西行使，是和鹽鈔、茶引性質相似，隻能起支付的彙票作用，沒有流通手段的職能。它不流回四川，就要成為廢紙，與四川境內作為貨幣行使的交子、錢引的性質完全不同。不管北宋王朝怎樣運用政治權力在河東、陝西這些行使鐵錢的地區推行交子，但作為紙幣的交子和錢引，在北宋時期始終沒有越出四川境內，而在河東、陝西地區真正行使過。因此，交子產生的原因，就不能隻從它的曆史演變和鐵錢太重、不便貿易、激化了貨幣流通的矛盾中去探索，而更應從宋代四川整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中去探索。四川交子是“民之所自為”，它是商品經濟土壤裏長出的鮮花，而不是人工所能仿製的假花，隻能從宋代四川商品經濟的發展中才能探索其產生的最本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