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宋代四川和東南地區的茶產量
兼答林文勳同誌《宋代四川茶產量考辨》
從宋代年產茶26062萬斤以上說起
宋代年產茶26062萬斤以上，是《曆史研究》1991年5期林文勳同誌《宋代四川茶產量考辨》一文，專門與我商榷宋代茶產量的考辨結論。
我在《宋代四川地區的茶業與茶政》一文中曾提出：四川地區，北宋元豐年間產茶約3000萬斤，南宋紹興時期大致仍接近 3000萬斤。東南地區，北宋嘉祐四年前產茶2306.2萬斤，紹興時期為1781萬斤，四川的茶產量超過了東南地區的總和。林文雖未對四川的產茶量考辨出一斤之差，半斤之錯，卻考辨出：北宋東南地區產茶至少在23062萬斤以上；在南宋，無論是《宋會要·食貨》29記載東南各地產茶1781萬斤或《朝野雜記》所記產茶 1590萬斤，都“不可置信”。“應該肯定，宋代東南地區的茶產量確實大於四川地區，呂陶‘兩川所出茶貨，較北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之言基本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其實，按照林文這個觀點推算，宋代的產茶量已超過30000萬斤以上。這裏姑且以林文寫明了的，宋代四川產茶3000萬斤，東南地區產茶23062萬斤，共計26062萬斤以上，作為林文對宋代產茶量的考辨結論。
宋代產茶26062萬宋斤以上，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令人目瞪口呆。1宋斤等於0.596公斤，1.193市斤。26062萬宋斤，相當於15500萬餘公斤，31000萬餘市斤。北宋仁宗時期和南宋紹興時期，宋朝轄區人口5000多萬，年產茶葉15500萬公斤，人平均年占有茶產量達3公斤。這一切意味著：1949年我國產茶4.1萬噸，即4100萬公斤，遠遠低於宋朝東南地區的茶產量，更低於宋朝轄區的茶產量。1971年我國產茶15.3萬噸，即15300萬公斤，包括雲貴、陝甘、山東等地的全國茶產量，也低於宋朝轄區的茶產量。1972年我國產茶17萬噸，即17000萬公斤，才開始超過宋朝轄區的茶產量。1988年我國產茶54.54萬噸，即54540萬公斤，雖遠遠超過宋朝轄區的茶產量，但人平均年占有的茶產量，仍遠遠低於宋朝人平均年占有的茶產量。
因此，按照林文宋朝產茶26062萬宋斤，即15500萬公斤的考證結論，不但宋代文獻中有關茶產量的記載都必須全部否定；宋代的經濟史，特別是宋代的茶業史和全部中國茶業史都必須重新改寫，而且還無法解釋為什麼曆史發展到民國時期和解放20多年後，我國的茶產量仍然低於宋朝轄區茶產量等等問題。這自然是研究宋代經濟史，特別是研究宋代茶業史和中國茶業史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也是講文明、重禮儀、以茶待客、見物而談史，觀今而論昔和茶業戰線的人們，希望我們從事史學研究的人給予回答的問題。加之我原來的文章，重點是討論宋代四川茶業，東南地區產茶量隻附帶提及。故對宋代四川和東南地區的產茶量，以及應該用什麼方法，依據什麼數據來考辨宋代茶產量等問題，再作論述，以就教於學人。
計量與產量
培根說過：數學使人精確。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後，就逐漸懂得了數的概念，並在認識複雜的數量關係麵前變得聰明起來。我國古代史籍就記載了各種數據資料，來說明、論證各種自然和社會問題。近代科學的大發展，計量和統計的研究方法，被廣泛運用於社會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曆史計量研究方法，已成為研究曆史的一種新方法，形成了曆史計量學派。運用數學方法，對曆史上各種複雜數量關係的史料進行計量或統計分析，考察曆史，就能使原來不夠確定的曆史問題，得到可靠數據證明和更為準確的認識。茶葉產量本身就是一個數量概念，更應用計量或統計的方法進行研究，離開了對曆史上有關茶產量數據的計量或統計的分析研究，是無法考證出曆史上的茶產量的。
我國種茶雖久，但茶葉不是人們維持生存的必需品，推廣發展十分緩慢，很長時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無足輕重。中唐以前，有茶無稅，國家對茶葉的產銷未進行任何的控製和管理，也未留下任何有關茶葉產量的記載，茶葉產量已無法稽考。從唐代開始，南方各地才開始普遍種植茶樹，茶葉經濟才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始稅茶，官府才開始對茶葉的產銷進行管理和壟斷，但唐代的稅茶、榷茶製度很不健全。現存唐代有關稅茶、榷茶收入和產茶地區的記載，僅為我們研究唐代茶葉生產發展狀況提供了一些線索，並非可資進行茶葉產量計量研究的資料。以稅茶、榷茶收入推斷茶葉產量，則稅率有高有低，茶葉有貴有賤，征收中還有偷漏和暴斂，標準不一，籠統推算，就會差之毫厘，失之千裏。以茶葉產地推斷茶葉產量，則各地產茶多寡懸殊，以點概麵，猶如瞎子摸象，就會麵目全非。實際上唐代的茶葉產量我們也是難於考辨清楚的。例如林文勳同誌文章中關於“唐代茶產量為1億斤”的說法，不僅沒有提供計量統計數據可供科學檢核，不會被一個嚴肅的科學工作者所輕信，而且也與唐代整個茶葉生產發展水平完全不符，不會被研究唐史、茶業史的學者所接受。盛唐人口不足6000萬，每一唐斤，約接近今 0.6公斤。如果唐代年產1億唐斤茶葉，即6000萬公斤，人均達 1公斤茶葉。那麼在唐代，就不會唐中葉才開始稅茶；就不會茶稅收入隻有40萬貫；就不會飲茶之風局限於上層社會，就不會吐蕃讚普還把茶葉作為稀世珍品，廣大牧民不知茶葉為何物……總之，我國從先秦時期四川地區發明種茶飲茶，到魏晉時期，東南地區才偶有茶事記載，唐代才開始步入普遍種植茶樹的時期，茶葉生產絕不會一步登天，驟然達到1億斤的水平。可見，不用計量或統計的方法研究茶葉產量是不能獲得真實的茶葉產量，幫助我們認識唐代茶葉生產發展的質和量的確切程度。當然，林文用這種不真實的唐代產茶1億斤的數據，來斷定：即使四川在唐代已達到宋代年產茶3000萬斤的水平，“東南地區的茶產量也遠大於四川地區”，更不妥當。
數據與產量
要對茶葉產量進行計量或統計的研究，必須依據真實的產茶數據進行計量或統計研究，否則計量或統計出來的數據同樣不是實際的茶葉產量。宋代建立健全了榷茶製度，官府對茶葉的產銷進行了全麵的控製和壟斷，嚴禁私買私賣，從而使國家必須並可能掌握生產和流通領域的全部茶葉數量，為我們進行確切的計量研究提供了客觀條件。宋代東南榷茶始於乾德三年（965），弛禁於嘉祐四年（1059），崇寧元年（1102）複榷。四川榷茶始於熙寧七年（1074），一直未曾弛禁。為了使計量研究的數據可靠，我們一律依據榷茶時期的產茶數據，非榷茶時期和地區的有關反映產茶數據的資料，一律不取。
北宋四川的產茶量，呂陶在元祐元年（1086）《奏乞罷榷名山等三處茶以廣德澤，亦不闕備邊之費狀》中明確指出：“蜀茶歲約3000萬斤。”其中“元豐七年（1084），29147000斤，八年，29548000斤”。南宋紹興十五年（1145），四川的茶產量，據李心傳記載：“成都府、利州路23處茶場，歲產2102萬斤。1617萬斤係成都府路9州軍，凡20場；484萬（斤）係利州路2州3場。”加上夔州路和潼川府路的茶產量，估計南宋四川產茶大致與北宋相同，年約3000萬斤左右。這一數據，鑒於林文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就不再論述。
北宋東南地區的茶產量，文獻記載更為詳細。
首先是《宋史·食貨誌》記載說：
宋榷茶之製，擇要會之地……為榷貨務六……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總為歲課865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荊湖則江陵府、潭、澧、鼎、鄂、嶽、歸、峽七州、荊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總為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荊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悉送六榷貨務鬻之。
……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
上麵這一段文字，是《宋史·食貨誌》記載宋代茶法開宗明義的總序。這段文字明確指出：一、北宋東南各地是實行官買官賣的榷茶製。茶園戶生產的茶葉，必須“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然後由淮南十三山場和六榷貨務出賣。二、包括輸租茶，折稅茶和餘則官悉市之的“總為歲課”茶，實際上就是東南地區的全部茶產量。三、從“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可以看出，上述東南地區茶產量是嘉祐四年弛禁通商前的茶產量。